《百年》通谕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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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兄弟
挚爱的儿女们
愿你们健康与宗座的祝福

引言

一　 百年前，可敬的教宗良十三世颁布“新事物”通谕（校按：通常译为《新事》通谕），这事对教会的近代历史，及本人任职教宗期间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该通谕自颁行后四十周年起，至九十周年期间，不断有隆重的教宗文献加以志念，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可以说该通谕在历史上开辟的道路，是由其他各文献作其里程碑的。这些文献是撰写来向它致敬及把它引用于当时的环境。

际此百年纪念，因应多位主教、各种教会机构与研究中心，以至作为团体成员或个人身份的商界领袖和工人的要求，我亦有意为该通谕再作志念。首先，我希望在此先代表整个教会，答谢这位伟大的教宗，以及其“不朽的文献”。藉此，我希望能够表明，源自该文献的活力，非但没有因时光变易而消失，相反只有更为澎湃。事实上，纪念日前前后后，由全球各地主教团、国际组织、大学、学术机构、专业学会，以至个人所发起的种种活动，已足以证明。

二　　本通谕正是各种纪念活动的一部份，用以多谢“一切美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 （雅一∶17） 之源的天主，是祂使用了百年前罗马宗座所颁发的文件，在教会中和世界上成就如许善行，以及发出如许光芒。虽然要纪念的是“新事物”通谕，它亦附带向历任教宗所颁布而令教宗良十三世的通谕永存不朽的其他通谕和文献致敬；该等通谕和文献构成了教会的“社会教理”、“社会教导”，以至“社会训导”。

该等教导的有效性，早经我在任期间所颁发的其他两份通谕所申明∶一为“工作”通谕，一为“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校按：通常译作《社会事务关怀》通谕）；后者谈及现时个人和人类发展所遭遇到的问题。

三　 我在此建议大家重温一下教宗良的通谕，并重读原文以找出为应付工人的工作状况问题而形成的基本原则，是如何地丰富。同时，我亦恳请大家环顾一下周围，看看我们置身及陷于其中的各种“新事物”，是与上世纪最后十年所出现之“新事物”，如何大不相同。最后，让我们瞻望将来。此时此际，我们正好瞥见基督时代的第三个千年期。未来是这样变幻无常，又这样充满希望，正应该激起我们的想像与创造能力，唤醒我们作为“师傅只有一位”（玛廿二：8）门徒的责任感，要去指出“道路”、宣扬“真理”、传播“生命”的讯息，亦即是宣扬耶稣基督（若十四：6）。

上述训导的恒久价值固然可以藉着反覆阅读而得到再次肯定，就连教会传统的真缔亦可凭此而益彰。要知道教会传统虽历久而常新，其基石由初期教父所奠，尤其基于宗徒们藉主耶稣之名所留传给教会的种种，并以主耶稣为其不可取代的根基。（格前三：11）

教宗良十三世，由于认识到自己作为圣伯铎（校按：即伯多禄，下同）继承人的任务，故而把心中所想的说了出来；作为圣伯铎今天的继承人，我亦有同样的打算。与教宗良及历任教宗相类似，我的灵感亦来自褔音中“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的形象，他为我主所比拟作“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玛十三：52）。那宝库内是我们教会倾之不尽的传统，包括一些本来就是“旧的东西”，即从起初由天主所得并流传至今的旧事旧物，我们才可以对教会和世界历史在演进时，周遭所不断发生的“新事物”，加以适当诠释。

另外，宝库内有的是既经纳入传统而一变成为“旧的东西”，无论传统抑或信仰生活都因之而有机会、有素材得以丰富起来。其中，包括有千千万万人的努力成果，他们受到教会的社会训导的鞭策，致力把从这教导所得的灵感转变成投身社会的动力。个人行动也好，与他人合作组成各种小组、协会、团体也好，这些人士都代表着一项伟大的运动，保护人类免致尊严受损。面对历史环境的反覆多变，上述运动有助于建立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最低限度亦能抑制不公正的横行。

本通谕尝试列出教宗良十三世所颁布的原则和其成果。这些原则都是属于教会教义传统，并以教会的训导权颁布。惟是基于牧者的关怀，令我不期然对最近发生的事件作了一些分析。不言而喻，教会牧者的责任之一是详察时事以辨认出宣扬福音的新要求。可是，这些分析并非定论，因为它原则上并不属于教会训导的范围内。

第一章 “新事物”通谕的特性

四　　上世纪将近告终时，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历史进程，虽然早已开展了一段时间，但却刚好到达关键的时刻。进程当中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了一系列的急剧转变，有政治方面，有经济、社会，以至科技方面，更不用说∶还包括其时盛行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在政治方面，影响所及的是社会和国家出现崭新观念，并因而改变了权力本身的观念。传统的那一个社会正在逝去，代之而起的正逐渐形成，并带来新的自由的希望，但亦同样引出另一形式的奴役与不公的威胁。

 

至于经济方面，科学发现与实际应用既得到融合，消费产品的生产结构亦进一步成型。新形式的产权出现了──资本；新形式的劳动亦随之而起──受薪劳动。后者以高产能、讲究效率和利润为特色，完全忽略了性别、年龄、家庭处境等考虑。

如此一来，劳动成了市场上自由买卖的一种商品，价格不受养妻活儿所需多少的影响，而是全为供求定律所控制。更甚者，工人都无从肯定“自己作为商品”能否售出，永远受失业的阴影所威胁；一旦失业，在全无社会保障的当时，便只有饿死一途。

社会经过一番转变，“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中间隔着一道鸿沟”。这情况与前面提及的政治秩序方面的改变，很有关系。当时所盛行的政治主张，是要以适当立法去推动全面的经济自由，或者换一个说法，去刻意阻止任何干预。同一时间，有关产权与经济生活的另一套观念亦渐次出现，其形式常为有组织而带有暴力的，隐约指向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架构。

当冲突达至高峰，人们既知道很多地区有十分不公平的社会实况，也明白受“社会主义”理想唆摆而起革命的危险有多高；教宗良十三世适于此时颁发一份文献，以系统的方法讨论“工人的情况”。在该通谕之前后，尚有其他专门作政治方面训导的文件。值得一提的是名为“自由”的通谕，呼吁大家留意人类自由与真理之间的必要联系；自由，离开真理，即沦于任意妄为，最后将陷于欲念的深谷，而趋向自我毁灭。事实上，“新事物”通谕所针对的罪恶，它的根源不正是在政治社会方面与有关人的真理分离的一种自由吗？

 

教宗良十三世的灵感，尚来自他前人的训导、各主教的文件、在俗教友所作的科学研究、公教内的各种运动与善会、以至十九世纪后半部教会在社会参予方面的成果等。

五　　教宗当日所指的“新的事物”，绝不是正面的。该通谕的首段，即以毫不隐诲的语调描述“新事物”：“长久以来滋扰全球各国的一股革命性变易精神，不但影响政治，更及于实践经济，这点是不足为奇的。工业正取得长足的进步；新行业因而不断涌现；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一小撮人的钜量财富与大多数人的贫穷，两相映照；工人愈来愈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工人之间的结集因而大为加强；最后，道德沦亡，日甚一日──凡此种种，都造成当前的斗争出现。”

 

这位教宗以及他的教会，与当时世俗的社会一样，均面对着毫无规则可言的一场争斗，既惨酷又不人道。争斗的双方是资本与劳工，亦即通谕所称的“工人问题”。在这争斗中，劳资互相指责时所用的都是激烈的言词；然而，教宗仍毫不犹疑地发言。

这里可以发现该通谕对我们时代的第一项反思。争执的双方，处于两个极端，一方仅差堪温饱，而另一方却极为丰足富饶；争执令人与人互斗，几乎成了“豺狼”一般。面对这样的纷争，教宗毫不犹疑，运用其宗座的身份加以干预；他从耶稣基督处传承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喂养衪的羔羊、牧放衪的羊群”（若廿一：15-17），以及“在地上束缚、释放”以备天国（玛十六：19）。教宗的原意自然是要恢复和平，故此今天的读者肯定会留意到他责难阶级斗争的言词是何等严厉、何等清晰。然而，教宗非常明白，和平只能够建基于公义之上──通谕之精要处正在于明言：在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情况下要有正义，需要甚么基本的条件。

就是这样，教宗良十三世，步武他的前人，为教会塑造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典范：对于人类特定的情况，无论属于个人抑或社群，一国之事抑或国际问题，事实上，教会都有可供参考的意见要表达。教会对各种情况制订了正确的教理，作为分析社会现实的一套思想，用以判断问题、指出方向，为置身其中的困难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

在教宗良十三世那个时代，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教会应有这样的权利和责任。反之，流行的行事准则是一分为二∶在属于世俗和今世的一面，应将信德（校按：即信仰）隔绝于外；在属于来世的救赎的一面，则不应启迪与引导现世的事物。可是教宗良十三世在“新事物”通谕中所采取的路线，使教会置身于不断改变的历史现实中，如同获得了“公民身份”；这立场更在日后得到全面确认。从效果来看，传授和推广教会的社会训导，是完全符合教会的传道使命，亦是基督讯息的重要部份，事关社会教义指出了基督讯息在社会中的直接后果，并把针对公义所作的日常努力与奋斗理解成“为救主基督作证”。同时，对于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必然出现的争执，教会的社会训导亦是合一与和平的根源。如此一来，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无论敌我，都有可能在应付上述情况时得到保存，从而走向公义的解决方案。

 

上述路线，在相距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效；使我有机会对教会的社会训导的发展，稍尽绵力。正如我多次强调，现代社会亟需的“重新传授福音”应把宣扬教会的社会训导作为重要的部份。虽然现时意识形态的权威正日益受到动摇，教会的社会训导仍与良十三世的时代一样有效，能指出应付当前各种挑战的取向。今昔相同，须要一再重覆的是: 要有“社会问题”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向福音书中找寻，而要正确理解和妥善判断各种“新的事物”的道德观点，亦只能在福音书中找到。

六　　为求在劳资双方盲目的斗争中，洒下一点智慧之光，教宗良十三世首先确认了工人的基本权利。事实要了解“新事物”通谕，关键亦在于有关的工人尊严，以至工作尊严，后者的定义为∶“自行努力，以取得各种生活所需，而首要的需要为自我保存。”教宗又把工作形容为∶“极其个人之事，因为所耗用的能量本属个人所有，是工作者独自拥有的财产，作为他个人的利益。”因此，工作属于每人份内的事，其实，人以工作来表达及满全自己。与此同时，工作亦有其“社会”幅度，源自对家庭以至公益的紧密关系，“事实如此，如非因为工人大众之努力劳动，国家绝对无由得以富强。”此亦为“工作”通谕中，我所重申并加以发挥的主题。

另一个原则，即“私有财产”之权利，亦毫无疑问，非常重要；这可从通谕中所占篇幅得以反映。“私有财产”、非绝对价值，这点教宗十分清楚；教宗亦明言必要的互补原则，例如世间一切资财之共同目的等。

当然，良十三世所主要考虑的私有财产是土地的拥有权。然而，无论私有财产权利的具体形式怎样，保障私有财产的理由及确认个人与家庭有权拥有为发展所需的物质的理由，至今依然有效。以目前的环境，鼓吹生产工具集体拥有权的经济系统相继发生变化，而世界各地，即使在奉行私产权的制度中均出现贫穷现象，亦即很多人在拥有“私产”方面障碍重重。由于这些变化与贫穷现象，问题需要作深入的分析，下文将会再作交代。

七　　对于人类应有而不可剥夺、并且与“私有产权”关系密切的另外一些权利，良十三世亦在通谕中加以确认。其中，集会结社之权，在该通谕中所占篇幅及赋与的重要性都非常显著；教宗称之为“人类自然应有的权利”。尤其指雇主与工人合组或仅工人自组的专业协会。在此，可以发现教会保护与认同组织工会的理由何在∶首先，绝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亦非附和阶级观念，而是因为人类天赋的结社之权，早于其加入政治社会。事实上。组织工会的权利是“国家所不能禁止的”，因为“国家本应保护而非破坏自然权利；如果不许其人民自由结社，即与国家存在之原则相矛盾”。

 

要强调的是，教宗肯定工人们 （或者以他的说法──劳工阶级） 应有“限制工作时间”之权，并能取得合理的休息；而妇女与孩子们更应在工作种类与时间方面，得到优待。

历史显示出，工人被雇用时毫无保障；包括有关工时、卫生环境、学徒的年龄与性别各方面。当时这种做法广被接纳，起码没有法律去禁止。如果我们没有遗忘这些历史事实，便自然可以认同教宗对此所作的严厉批评∶“以过量的劳动来把人折磨，使其身心麻木，既不公平，亦不人道。”至于用来制订上述“劳工关系”的所谓“合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劳资双方所订定的任何合同，无论明示或默契”，都应容许工人有适当的休息，与其“体力消耗”成合理比例。教宗跟著作结∶“任何与这些条件相反的其他协议都是不道德的。”

八　　教宗随即补充，工人作为个人所应有的另一种权利──获得“合理薪酬”之权，并认为“不应任由劳资双方自行决定，以免雇主付出所议定之薪酬后，便自以为了无责任，无须再有其他作为。”当时通行的说法谓：政府干预的权力限于保证合同的明文规定得以满全，而无权介入合同的条件。通谕大力反对这种纯由实用及彻底个人主义的观点去看上述劳资关系，通谕称之为违反工作属于个人与必要的双重性质。作为一种个人的事，工作涉及某一个人自行运用其功能与力量；作为一种必要之举，因为每人都有其严肃的义务去“保存生命”。“如此一来，可以推论说，每一个人都有自然的权利去取得生命所需，而贫穷人家便只好从工作所得去换取所需之一切。”

 

工人的薪酬应足够维持生活、养妻活儿。“如果出于需要，或者恐惧，以至为恶劣的工作条件出现，而接受了雇主或判头所愿付的较低待遇，便会成为强权和不公的受害者。

 

这些话，本来写于资本主义成了“脱缰之马”，并向前狂奔的年代。到了今时今日，难道不应稍为收敛，无需再那么苛刻吗？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劳资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依然有不少罔顾最起码的公义原则，不理会妇孺、工时、环境卫生、合理薪酬等考虑，无视于有关的国际宣言与公约，或者每个国家的内部法例。教宗良十三世认为向劳工阶层提供适当的福利，是“公共当局”所“必要执行的职责”，否则即是破坏了公义；事实上，教宗对于谈及“分配方面的公义”问题，是毫不犹疑的。

九　　除上述有关劳工状况的种种权利以外，还有一种由于其重要性，使我不能不提的，即个人自由履行其宗教本份之权。良十三世喜欢把这权利与工人的其他权利义务相提并论，而不理会当时流行将信仰归于私人生活的见解。教宗肯定需要在星期天休息让人把精神专注于天国之事上，敬拜应受钦崇的天主。没有人可以夺去人类这基于诫命的权利；以教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人能侵犯天主所极其看重的人类尊严，而不虞受罚”，因此，国家必须保证工人大众都能享受这份自由。

从这句清晰的声明里，大家无疑可以看到，日后发展出来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这权利也曾出现于无数国际宣言与公约，梵二的著名宣言，以至我本人的反覆训导中。从这一点，大家当可自问∶究竟现存的法律与工业社会的运作，能否有效保证星期天休息的权利。

十　　另外，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观念，亦非常重要，并可借用于今天的社会。“新事物”通谕谴责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社会经济系统。文初确认私有财产权利的部份，即集中讨论社会主义；至于自由主义，虽然没有专篇细论，却在处理国家职份一节中提及。一个国家万不能“袒护人民中的一撮”（即其富裕阶层），而“忽略其余的一群”（明指社会的大多数）。否则，人人各取所应之公义原则便会遭受破坏。“保护个人权利时，那些无以自保的穷人应获得特别照顾。固然，富裕阶层有各种方法足以保障自己，无需国家多大的助力；而大量的穷人却没有多少资源可以运用，惟有依赖国家的大力协助。因此，那大多属于后者的受薪阶层，便理应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怀与保护。”

通谕的这些段落篇章，并不限于任何国家模式或政治理论；我们面对世界所出现的新形式的贫穷，上述主张至今仍然合用。良十三世所重覆申述的是健全政治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人若在社会中愈难自保，便愈应得到他人的关怀与照顾，尤其是政府当局的干预。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讲的团结原则，是基督徒对社会及政治组织观点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有效性及于每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和本人在“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中所提到的国际秩序。这原则常为良十三世所提及，并称之为“友谊”，其观念取材自希腊哲学。教宗庇护十一世则以同样含义的“社会慈善”来形容。教宗保禄六世，在引申该观念以涵盖社会问题之多种新形势时，则提到“爱的文化”一词。

十一　从近代的实况来看该通谕，能使我们充份珍惜教会对耶稣基督最钟爱的一群，如何不断关怀。通谕的内文证实教会内长久保持“与贫苦人站在一起”的立场；这种立场，我称之为“履行基督博爱精神时的特殊偏爱”。故此，教宗良十三世描述劳工状况的“新事物”通谕，所写的对象即为穷人以及工业革命既新又猛的转变过程为他们所带来的可怖状况。今天，全球很多地方，同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化过程造成的不幸与当日无异。

教宗良十三世呼吁国家按照公义原则，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有先见之明，认识到国家有义务看顾人的公共福利，并保证各方面的社会以及经济生活能对上述福利有所贡献，同时尊重社会各方面的合理自主性。然而，不要以为教宗相信国家应当解决一切的社会问题。恰好相反，他常常坚持，政府的干预应有限度，其功能也只是工具性质，因为无论个人、家庭、社会都先于国家，又因为国家的存在就为要保护人民的权利，而非压制人民的权利。

上述反思，相当适用于今时今日。关于国家本质上的限制，仍需在后文再加探讨。行文至此，我所强调而讨论的论点，都是教会的社会训导一脉相传而来，都以私有财产、工作、经济进程、国家实际，以至更为重要的人之本身等的合理见解，作为指引。下面当我们探讨到近代社会环境的其他方面时，便会渐次触及其他所余的主题。由这里开始，大家应紧记“新事物”通谕及教会的社会教义之主要脉络和指导原则，就是对人类及其独有价值的正确看法；因为“唯有人是天主在地上的受造物中唯一因其本身而得到主的眷顾的。”主按照祂的肖像和模样造人（创一：26），赐予他无可比拟的尊荣，正如通论（校按：应为通谕）所一再力言的那样。诚然，因辛勤工作所换来的权利之外，人还有非关乎工作的其他权利，这些权利出自其作为人而必有的尊严。

第二章 探讨今天的“新事物”

十二　为纪念“新事物”通谕，若不将该通谕引用于今日世界的情况，无疑美中不足。但是能这样引古谕今，皆因该通谕对历史的写照和预测，事实上十分准确。

其中，尤以一九八九年末、一九九○年初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更能确切证明其准确性。这些事件，及其后的急剧转变，只能够从事前的情况加以解释；至于那些情况，只不过是良十三世的预测和其继承者所留意到的动乱迹象，经过具体化或制度化吧了。教宗良预见到“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社会秩序，无论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均将出现各种负面的结果；而那些社会主义当时还不过是一种社会哲学主张，未成为日后全面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运动。当时的社会主义仍不是后来强而有力的国家，亦没有日后所操纵的大量资源，可是教宗良在抨击“劳工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法时，却以之为首，确令人有点讶异。然而，他却准确判断出这个解决方法的危险性，因为这方法既简单又急进，对群众来说，实在非常吸引；当时，新近工业化国家的劳工阶层普遍处于极不公的可怖情况，所以这方法更为危险。

此外要强调的有两点∶一．对于劳工阶层的实际工作情况，不论男女老少，通谕显得十分了解；二．对于名为改变贫富地位，而实质对所帮助的人产生更大伤害的一套方法，通谕亦深知其害处。治病之药，其害尤大于所患。良十三世认定当时的社会主义本质，在于取消私有财产，可谓深得其要。

通谕的原文很值得我们仔细重温∶“为着补救这些错误（财富分配不均、工人的贫困境况），社会主义者鼓吹穷人去嫉忌富人的财富，进而致力取消私有财产，主张一切私产应成为共产。可是，其立论却甚为犯驳；其主张一旦付诸实行，工人本身将首先受害。尤有甚者，社会主义有各种明显的不公──合法拥有权会遭剥夺、国家功能会被扭曲、社区将出现极端的混乱。”如此建立的社会主义，日后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害处这里表达得再透彻不过。

十三　接下来，参照“工作”通谕和“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我们理应补充一点∶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在本质上是属于人类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视个别的人为社会有机体内的一项元素、一颗分子；故此，个人的利益完全从属于社会经济架构的运作。同样地社会主义主张，个人利益之实现，与其自由抉择及其面对善恶时所运用的独特责任感毫无关系。职是之故，其作为人而判断善恶之主体地位已荡然无存；本来人之决定构成社会秩序，现在人却沦为社会上一系列关系而已。就此对人的错误观念，接踵而来的是∶界定自由行使幅度之法律遭受歪曲，及私有财产受到反对。人如果连自己名下的一点点东西也遭剥夺，又无自由主动赚取自己的生活所需，便只能依存于社会机器，以及机器的操纵者。人因此而更难于发现自己作为人的应有尊严，真正的人类社群亦同样难于建立起来。

相对之下，基督徒对人的看法，必然产生对社会的正确图像。据“新事物”通谕以及教会整套社会教义而言，人的社会性未能完全在国家身上得到满足，而是实现于以家庭为首的各种中介群体中，包括各种源自人类本性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群体；这些群体各有其自主性，而都着眼于公共福利。这点，我称之为社会的主体性，它连同个人的主体性，都遭“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扫而光。

 

如果我们追溯以上对人类本性与社会本体性的错误观念的源头，便会发现答案是无神论。人是在回应上主包含于万事万物内的呼召时，才察觉到自身超越性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应有这样的回应，绝非社会机器或集体的主体所能取而代之。摒弃天主只会使人失去本身的根基，从而导致重整社会秩序时无视人的尊严与责任。

我们所说的无神论，与十九世纪启明思潮中的理性主义渊源甚深。理性主义以机械观来看待人与社会，并因而否定人的真正伟大、否定人相对于世间现实的超越性、否定人渴望向善与能力不足两者间的矛盾；还有，否定人因此矛盾而需要救赎。

 

十四　从相同的一套无神论中，社会主义推论出为“新事物”通谕所非议的行动方法──阶级斗争。教宗当然无意非议一切社会上的冲突。教会十分清楚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历史的进程中，难免在利益上有所冲突；涉及其中的基督徒亦少不免要诚实和决断地选择自己的立场。甚且，“工作”通谕即曾清楚肯定“为社会公义而斗争”时，冲突有其正面意义；此外，“四十年”通谕也曾写道∶“如果阶级斗争能删除其中的敌意和憎恨，则有可能由双方的分歧，渐次演变成一场渴求公义的坦诚对话”。

然而，阶级斗争最受人非议的，正是其全然不受伦理或法理所规限，亦不顾及别人（以至自己）的尊严、斩断合理妥协之路，以党派利益代替公共福利，而非追求社会全体的益处，并立意把横阻去路上的一切障碍消灭净尽。此举无疑是把当时军国主义及帝国主义者所主张用于国与国之间争执的“总体战”观念，引入国家内部社会群体间的斗争中。国与国间谋求利益得到妥善均衡的做法，已因总体战观念而代之以试图令己方获得绝对上风，而令对方全无还手之力；所使用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括运用诈术、对公民施行恐怖战术、采用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等（事实上，该等武器之设计亦始于其时）。是故，马克思主义中所谓阶级斗争，以及军国主义两者，均出自无神论与贱视人的思想，把武力置于理性和法律之上。

十五　“新事物”通谕反对由国家控制生产工具，认为这样会使每个公民都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轮齿。该通谕同样大力抨击国家把经济事务列于其照顾及行动以外的这种观念。经济生命应有其合理的自主权，是国家所不能侵占的。然而，国家应有职责去确定一套法理架构，以便经济事务得以在其中进行，并从而保障自由经济的一些先决条件──认定行事各方相当平等，一方不至过强而迫使另一方只能屈从。

就这点来说，“新事物”通谕为公正的改革指出了方向。该项改革足以令作为人类自由活动的工作恢复尊严；言外之意是社会与国家均将负起责任，尤其保护工人免受失业之苦。从历史来说，有两种殊途同归的做法∶一．以经济政策保障平衡的经济发展与全面的就业；二．以失业保险和再训练计划去确保能顺利把工人从垂危的行业转到扩展中的行业去。

 

更何况，社会与国家必须把薪金确保于合理水平，使工人及其家庭能维持生活，并留有些许储蓄。要这样做，需要长时间努力改善工人的训练与工作能力，好使他们技术更高、生产力更佳；并需要谨慎控制和配合足够的立法，以阻止一切形式的可耻剥削，尤其是对新移民及生活于社会边缘等最易受害的工人。工会在谈判最低工资与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

最后，一定要保证有合乎人道的工作时间及足够的工余时间，并在工场有表达自己个性的权利，而无须让自己的良心或尊严受辱。在此要再次一提工会的角色∶在谈判合同外，工会更应作为工人表达自己的地方、协助去培育出真正的工作文化、协助工人在工作的地点能以人性的方式全面参与。

为达成这些目标，国家必定要有直接与间接的贡献。间接的是遵从补助原则，建立有利条件，俾经济活动得以自由进行，从而引出就业与财富来源方面的大量机会。直接的是遵从团结原则，制约订立工作条件各方的自主权，以保护弱小，并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失业工人获得所需的最低供养。

从十九世纪过渡到二十世纪间的年份，“新事物”通谕及教会有关的社会训导，都曾有深远的影响。这点从其后所引入的不少改革可以得到明证。改革范围包括社会保障、退休金、医疗保险与赔偿等，全部围绕着以更加尊重工人权利为主。

十六　上述改革，部份乃由国家所进行；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工人运动的角色却非常重要。运动开始时，不过是道德良心对不公正而有害的情况之一种回应，后来却展开了一连串广泛的改革行动，并不流于抽象的意识形态，却接近工人们的日常需要。在这种意义下，运动常与基督徒本身的行动联手去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其后，这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宰了。这种主义受到“新事物”通谕的谴责。

此外，这些改革之得以达成，部份原因是社会通过有效的团结工具而公开组织起来，维系一种更为尊重个人价值的经济增长。在这里，我们应该记得基督徒所曾努力并达致显著贡献的各种工作∶成立生产商、消费者、信贷等合作社；推广普通教育和专业训练；试验在工场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参与形式。

职是之故，回望过去，我们有充份理由感谢上主，使“新事物”通谕在众人心中能有广泛的共鸣，并导致在实践方面有热烈的回应。不过，我们亦应承认通谕的预言并未为当时众人所全面接纳。正由于这点理由，日后出现不少严重的悲剧。

十七　如果就教宗良十三世任职期间的全套训导来了解“新事物”通谕，明显地该通谕集中指出某项错误之社会经济后果；而该错误更有着其他更为严重的影响。如前所述，该错误对人类自由的理解为无须依从真理，故亦无责任尊重他人之权利。自由之真缔因而变质，成为一种自恋，蔑视天主、鄙视邻人、自私自利犹如脱缰之马，拒被任何公义要求所规限。

正是这错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间蹂躏欧洲以至世界的一连串战祸中，造成各种极端的后果。全世界之所以战祸连连，部份因为军国主义、过份夸张的国家主义、以及相关的多种极权主义之横行；部份因为阶级斗争所致；更有部份乃内战或意识形态间之战。如果不是各国内外有这么多不公不正的事，累积成沉重的仇怨包袱，就无由形成这么残酷的大战，不会有超级大国愿意投入巨大的力量，不会随便侵犯人类神圣的权利，更不会有种族与社会群体灭绝计划的实行。在此，我们特别记忆起犹太民族的可怕遭遇，从中可见人如果摒弃了上主，能踏上怎样的歧途。

要不是有一种意识形态摒弃关于人的真理，转而奠基于仇恨与不公，并加以认许及组织起来，就不会有多个国家受到全面控制，受驱使而行动。“新事物”通谕反对满是仇恨的意识形态，并显示暴力和怨恨如何能为公义所克服。当其他形式的不公义正燃起新的仇恨，当极目远望周围正出现鼓吹暴力的新意识形态时，希望那些过去事件的回忆能引导今天的每个人，尤其是各国的领导人。

十八　不错，欧洲大陆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已久不闻炮火声响，但纯粹军事胜利从来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战争的成因必须消除，交战的双方人民必须和好如初，才会有真正的和平。然而，反观多年来的欧洲，以至全世界，情况不过是“仗没有打起来”，实在称不上“天下太平”。事实上，半个欧洲为共产主义独裁者所占据，而另一半又为了防范其威胁而组织起来。很多人生活于令人窒息的帝国内，失去操纵自己命运的能力；该帝国致力于消灭一切对历史的怀念，把本身多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连根拔起。正由于欧洲出现这样严重的分裂，成千上万的人惟有被迫远离家乡，甚至被递解出境。

原为发展国家经济与援助发展较差国家所需要的资源，遭疯狂军备竞赛所耗尽。本来对人类福利大有贡献的科技进展，被转移用于战争，生产更多更有效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与此同时，歪曲真实哲学的意识形态却利用来作为发动新战争的理论根据。这场战争确实在世界各地血流成河般打了起来，并不只是说说或备战便算。权力集团或帝国之间为给对手制造困难，有系统地恶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争端与不和，以从中得利；这是教会各文献及“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加以谴责的。

通过武力以求解决争端的极端份子团体，得到各方提供的政治及军事支援，获得武装与军事训练；反之，试图照顾各方合理权益，寻求和平与人道的解决方案者，却常受到隔离，成为反对者的牺牲品。此外，二次大战后笈笈可危的和平，亦是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扩充军备，时常自相残杀，以至恐怖主义泛滥、政治军事冲突愈来愈凶残等现象的主因。尤有甚者，全世界均受到核子战争的威胁所笼罩，整个人类都有因而灭绝的可能。用于军事目标的科技，把这种决定性的工具，置于意识形态所强化的仇恨者之手中。试想想一场人类集体自杀的大战，不会留下任何胜利者或失败者，这种惨况怎会不令我们齐声谴责背后的思想。这思想是∶只要能够消灭敌人，冲突与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这是进步的表现并有助于推进历史。理解到为何需要作出谴责后，我们便要来探讨一下何谓“总体战”和阶级斗争。

十九　二次大战后，在众人的良心里这种发展只不过是刚浮起的一个念头。当时吸引大多数人注意力的，是席卷半个欧洲以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共产极权主义。本来是为重建人类自由、恢复国家主权的战争，并未能取得这些成果。事实上，对很多人，尤其对战争中受害最深的人来说，战争可以说是公然破坏了这些目标。至于其引起的后果也可以说各人有各人的反应。

随着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过后，有些国家在某些方面出现一股正面的力量，以重建受社会公义所熏陶的民主社会，使大多数人不再受剥削与压迫，从而使共产主义失去革命的本钱。一般而言，这些努力均希望保存自由市场机制，以稳定的币值及和谐的社会关系去保证经济有稳定和健全的增长。人民通过工作能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好的将来。同时，又希望自由市场机制不致成为社会的唯一标准，为此而将之置于公众控制之下，坚持一切资源有共通目标的原则。这样说来，充裕的就业机会、有效的社会保障和专业训练的系统、自由参与工会和工会的有效行动、失业时所得的帮助、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等等，都是为了保证工作的尊严，以免成了一种纯粹的“商品”。

然后，还有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力量与意识形态，试以“国家安全”系统来控制整个社会，来防止马克思主义的渗透。他们以为通过强调增加国家的权力便足以保护人民免受共产主义之害，可惜这样做却危害了人的自由与价值，即本来希望从共产主义手中保存的东西。

其次，富裕社会或者消费社会另有一种以实际为本的回应，寻求以纯粹的物质主义来打败马克思主义。他们意图表现自由市场社会较之共产主义，更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然而，两者都同样排斥精神价值。事实上，这种社会模式固然不错，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未能建设合乎人道的美好社会，惟另一方面，却同样否定人有自主的权利，否定道德、法律、文化、宗教等的价值。在某种意义来讲与马克思主义无异，把人贬抑于经济范畴内，仅能满足物欲的需要而已。

二十　在同一期间，各地出现广泛的“殖民地独立”过程，很多国家取得或取回本身的独立权利，能够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可是，正式重获国家主权的这些国家，却发现要建设真正的独立国家，道路是如何漫长。有决定性的经济领域仍旧在外国大机构之手，他们均无意致力于宗主国的长期发展，而政治方面亦操纵于外国势力；反观国家内却满是部落群体，难以融合成真正的一个国家。此外还缺乏一群能干的专业人士，忠实而公正地去治理自己的国家，或是合乎资格的人员，有效而负责地去管理自己的经济。

以这样的情势，很多人就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建设国家与政府的捷径，造成各国因应自己的国情出现不少的社会主义变种。其中，国家复原的合理要求、国家主义又或者军国主义的各种形式、古老流行传统（常与教会的社会教理和谐共存）所引出的原则、马列观念和主义等等，常与多种意识形态混和，形成个别方式处处不同的情况。

二一　最后，不要忘记二次大战后，由于战争之恐怖，大家对人权的认识更为活跃。多种国际文献，或者罗马宗座所不断有助订立的“国家权利”宣言中，对此都有确认。演变的焦点在于联合国机构。除个人权利的认识不断发展外，国家的权利亦然；此外，对于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间的严重失衡，大家都更清楚了解补救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来说∶国与国的发展失衡，会令社会问题的重心从国内转移到国际间。

大家在满意于这个进程之余，千万不要忽视∶各种发展资助政策的整体平衡方面，并不都合乎理想。况且，联合国始终未能建立消解国际纠纷的有效方法，以取代战争。这一点，看来是国际社会所要解决的众多困难中最为迫切的一个。

第三章 一九八九年

二二　世界的时局在上面已有描述，在“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中也有详尽的揭示。基于这些论述，可以理解近年发生的事件中，所包含的意外及希望。虽然这些事件的高潮于一九八九年出现于中欧与东欧多国，可是这些事件发生的范围却包括更广阔的时空。整个八十年代，拉丁美洲与亚洲及非洲等地，不断有独裁与压迫人民的政权相继倒台。其他地方，虽然各有困难，但亦出现有所收获的转变；政治架构既容许更多的参与，亦变得更为公正。在各种努力中，教会致力保卫与促进人权的工作，很是重要，甚至可说具有决定性。在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情况下，两极化的倾向阻碍了对举世皆同的人类尊严的理解；为此，教会清楚有力地指出∶每一个人，无论其个人信念为何，都怀有天主的肖像，值得人加以尊重。很多时候，大多数人都能认同于这种主张，并导致寻求新的抗争形式或者政治解决方案，以求更重视人的尊严。

 

历史流逝，新形式的民主政制涌现，给身负重担而脆弱的政治和社会架构带来一点革新的希望；这些重担，包括一大堆痛苦的不公不义与仇恨怨怼，以及饱受破坏的经济制度和无休无止的社会冲突。我联同整个教会，一起感谢天主，令牧者们、基督徒团体、个别的信众、及善心人士等，都能在困境中勇敢作证。同时，我又祈求上主能够保守各人，使他们为美好将来所作的努力，得以持续不断。按事实而言，这种努力，不仅仅是问题所在国家的公民自己的责任，也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与善心人士的共同责任。问题在于向大家显示，他们若然面对复杂的困难，可经由团结与对话来谋得解决之道，而不应诉诸战争以消灭敌人。

二三　导致高压政权倒台的众多因素之中，有部份值得我在此特别一提。首先，促成改变的主因，是政府侵犯工人权利。我们不会忘记，所谓劳工阶级统治或专政的各个政权，最初出现动摇国本的危机，是由波兰高举团结旗帜的伟大起义所引发。声称为工人说话的主张，正为一群又一群的工人所唾弃。经历过艰苦而又实在的工作与压迫经验后，工人再次恢复，或者说重新发现教会的社会教理的真义与原则。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这些集团或者帝国在遭到推翻时，几乎每次都经由和平抗争的手段去达成目标，所用到的唯一武器是真理和公义。虽然马克思主义坚持∶要解决社会纠纷只能够使用暴力冲突；而结果导致马克思主义崩溃的抗议行动，却从头到尾坚持限于使用各种协商、对话、为真理作证的途径，诉诸对方的良心，试图在他们的内心唤醒一股共享人类尊严的感觉。

由二次大战所造成、为雅尔达协议所认许的欧洲战后秩序，在不久前看来，还以为只有再来一场大战才有望推翻。然而，通过民众的非暴力行动，并始终拒绝向强权压力屈服，结果一次又一次找到有效的方法，成功地为真理作证。这样做，无形中解除了对手的武装。事关暴力，常需以欺骗作为籍口，并且即使假装，也要看来像是在保卫某种权利，或是回应对方的某些威胁。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上主，使大家能一心一意持续下去，并祈求这个事例能在其他地方其他环境再次重演。希望人能学晓在争取公义时不要动武，在国内的纠纷里要弃绝阶级斗争，以至最后在国际冲突中也能放弃战争的手段。

二四　造成上述危机的其次因素，当然要推效率奇低的经济系统。问题不在于技术方面，而是由于人权受到侵犯，从而使个人失去主动力，私有财产失去所有权，经济上失去自由。此外，更应加上文化与国家方面的幅度，事关人绝不能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亦不该纯以其阶级背景来分类。如果要全面去理解一个人，最好在整体文化中透过他本人的母语、个人的经历，以至他对出生、爱情、工作、死亡等人生基本事件的立场去理解他。任何文化的核心都在于人如何看待奥秘中的奥秘──上主。不同文化的最基本歧异处，即在于面对个人存在意义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如果对这条问题避而不问，则该国的文化道德生活亦必然早经朽坏。为此，保护工作尊严的努力，必然与保护文化、保护国家权利的努力，休戚相关。

然而，真正造成前两年种种事态发展的，是无神论所带来的心灵空虚。这种空虚失落的感觉，令年轻一代普遍失去方向感，很多时更导致他们无法压抑自己的渴望，要去追寻个人的身份，去探索生命的意义，最后重新发现本国文化的宗教根源，并因此找到基督本身的人格，满足每个人心目中对美善、真理、生命的渴求。至于找寻的过程中，由于眼见到不少人，即使遇到艰难困阻，受到各种逼害，依然不断信靠天主，故此得到很大的鼓舞。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言能够从人心中拔除对神的信仰需要，而结果却表明：若要做到这一点，只会把人心陷于困惑不安的境地。

二五　一九八九那年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好例子，显示协商意愿及福音精神，即使遇到罔顾道德规律的对手，亦可以取得胜利。意图假借政治现实之名，而自政治舞台上撇除一切法律与道德标准的那些人，应从这些事例中受到相当的警告。无疑，造成八九年各种演变的奋斗，都要有明确、中庸、受难、牺牲等质素在；并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是因祷告而来的；如果对历史的主宰、怀抱人心的天主欠缺全盘信赖是不可思议的。人一旦把自身为真理与自由所受的苦难，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连结起来，即足以造就和平的奥迹。大家要小心踏出一条中庸之道∶一方面不要因怯懦行为而降服于罪恶，另一方面亦不使用暴力。凡自以为正与罪恶战斗而以暴易暴者，只会有害无益。

即或如此，千万不要忘记个人运用自由的方式，受到数之不尽的限制；这些限制虽能影响自由，却无法取而代之，虽能令自由之行使变得较难或较易，却无法使它消灭。人类天性是为自由而生，若不理会这种天性，不单以道德观点来说是错的；实际上亦毫不可能。若把行使自由的合理范围，强行缩减或压抑，并作为组织社会的目标，则结果只会使社会逐渐解体而日趋衰落。

何况，为自由而创造的人，身上本来带有原罪的创伤；这份原罪不停地把他引入歧途，因而令他需要救赎。这条教义是基督启示内不可分割的部份，而且因它对明了人类的现实情况有助，而在释经学上有重大价值。人固然有向善之心，却又极能作恶；有时虽能超越其切身利益，却又不断受其牵制。一个社会若能多考虑上面的事实，避免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置于对立的位置，反而设法使这两种利益能和谐共存；这样的社会，秩序将更形稳定。事实上，以强权去压制自利的本能，只会换来沉重的官僚控制，使自发与创造之泉为之干枯。当人自以为拥有独得之秘，能组成罪恶绝迹的完美社会时，便会以为有权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包括采用暴力与欺诈。于是，政治遂一变而成“世俗宗教”，满以为可以在人世间建立天堂乐土。政治社会虽然拥有法律和自主性，可惜没有一个是能与天国相混淆的。福音书所记载的田间莠子的譬喻 （玛十三：２４－３０；３６－４３） ，即教导我们，只有天主可在今世终结时进行审判，把天国的子民与魔鬼的子民分开。人若假设把这审判提前，就是取代了天主的位置，并在试探天主的忍耐。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举赢得天国全面的胜利。然而，基督徒的生活仍是充满试探和对罪恶势力的斗争。只有到历史终结时，主才在光荣中再来，进行最后审判 （玛廿五：３１） ，建立新天新地 （伯后三：１３；默廿一：１） ；可是只要时间尚存，善与恶之争必然继续，甚至在人心内不断争持。

圣经就天国前景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教导，并非与现世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现世社会，顾名思义，受时间所限，难免不很完美，不能永久。至于天国，虽存于世而不属于世，能够为人类社会秩序带来光明，同时让圣宠的力量渗透社会秩序并赋予生命。如此一来，大家才能更认识到种种配得上人的社会需求，更正一些舛错，加强大家为美善而努力的勇气。基督徒，特别是平信徒，加上一切善心人士，都为主所召叫。要完成这项任务，便该把福音注入人类的现实情况中。

二六　八九年的事件，虽然仅在中欧及东欧等国发生，其重要性却遍及全球，事关该等事件对于整个人类大家庭都有正反两面的众多后果。所谓后果，并非机械式或宿命论的必然性，而是难得的机会让人类自由地和天主的计划充份合作；天主正在历史中运作。

事件的后果之一，是让教会有机会在一些国家和工人运动接触；这运动是源于不公义的情况已广泛蔓延，因此出现一股道德力量的回应，或者简直是基督精神的回应。过去百年来，部份工人运动一直被马克思主义主宰；支持者深信工人阶级如要有效对抗剥削，便要推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与唯物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期间，工人的良心自然地浮现出一些方式，表达出既要求得到公义，又要求确认工作的尊严，这些要求都完全符合教会的社会训导。其实，工人运动是工人与其他善心人士一项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部份，目的是为解放人，并重新确立其权利。该运动时至今日已流传入很多国家，而且并不与天主教对抗，反而更惺惺相惜。

世界上的种种不公与剥削，向为马克思主义所利用，即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出现危机，不公与剥削仍然存在。就那些今天仍在寻找真正解放之道的人来说，教会所能提供的，不仅是她的社会训导，或人类在基督内受救赎的教义，而是教会本身，在对抗边缘化与苦难时，所作的努力与实质的援助。

过去不少信徒渴望与受压迫者站在同一阵线，但又不愿自绝于历史进程以外，故多方设法要在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间寻找不可能的妥协。经历过种种短寿的尝试后，目前情况要求我们对人类全面解放的正确神学肯定其积极的意义。就这观点考虑，八九年的事件，对那些正在寻找发展之途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与中欧及东欧国家同样重要的。

二七　后果之二，则直接涉及欧洲人民。共产主义，在其统治期间或之前，曾经造成太多的不公，受害的有个人、社会、地区、国家等等；多年来，已积聚了过多的仇恨与恶念，一旦独裁政权被推翻，而过去努力为真理作证的热情又有所减退的话，则以往积聚的仇恨即大有可能全面爆发，掀起严重的冲突，惨痛的伤亡。希望仇恨与暴力不致在人心目中，尤其不要在努力争取公义者的心目中占上风；更希望人人在和平宽恕的精神中成长。

当此际，需要踏出实在的步伐，去建立或巩固国际组织架构，以求能够通过适当的调解手段，干预国际间所爆发的冲突，使任何一国都能维持自己的权力不受伤害，又能在不损别国权利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缔造和平。这点在欧洲各国而言，由于受同一文化同一历史所结合，故尤其重要。各国需尽极大努力，才能把新近放弃共产主义的诸国在道德方面、经济方面重建起来。究其实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受到太长时间歪曲，经济生活的基本美德，诸如真诚、可靠、勤奋等均长期受到污蔑。各地人民，经历过长久的匮乏，自然要求政府能马上提出实质的成果，既在物质上得益，又能令他们的合理希望得到满足；但这个物质与道德两方面的重建过程，需时不短，亟需大家忍耐从事。

马克思主义的没落，自然在分割成不同阵营、各自封闭、你争我夺的全球各地，造成不小的震撼。此外亦衬托出人是需要互相依赖的事实，以及人类工作的本质是要团结而非分裂。和平与繁荣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在获得与维持这利益的过程中，如果要牺牲其他民族或国家，损害他们的权益，将他们排除在受益的范围外，则和平与繁荣是绝对无法长久安享的。

二八　按某种意义来说，欧洲的某些国家现时才正式展开其战后重建时期。前此一直以集体为纲的经济系统正进行急剧的重整，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与牺牲，几可及得二次大战后西欧各国面对的重建工作所遇到的一样。前共产主义诸国现时遭遇的困难，都应得到其他各国携手相助。该等国家固然应为本身的发展负上最大的责任。但若缺乏他国的支助，这目标实不易达成。况且，各个前共产国家之有今日的困难与匮乏，在历史进程看来，他们常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他们之陷入现时的情况，往往并非他们自由选择或本身错误的结果，而是历史悲剧以暴力强加于他们身上所造成，令他们无从踏上经济社会发展之途。

其他国家，尤其身属上面历史进程一部份而负有责任的欧洲国家，他们出力协助，是属于公义上的责任；此外，亦与欧洲一体的利益与福利攸关。如果欧洲由于经济秩序混乱、精神空虚失落，以至往日所种下的冲突种子萌生的话，整个欧洲又何能安和乐利地生活呢？

然而，上面的需要不应减弱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扶持与协助。第三世界诸国身受的贫困与匮乏，每每更为严重。现时需要的是努力动员全球的资源，为经济增长与共同发展工作，并基于所选的政治经济抉择，去重新订立价值的优次与体统。事实上，只要把东西对峙而建立的庞大战争机器解除其武装，即能提供钜额的资源。又如果能建立可靠之道去化解冲突，并同时能够在各国包括第三世界，透过对付军火交易的适当手段，去推广限武的原则，则所得的资源将更为充裕。可是，最重要的是先要把某种心态摒弃，这心态将个别或集体的穷人视作社会的负担，视作享用别人生产成果的螽贼（校按：螽，音终，即蝗虫；英文译文为：irksome intruders;中国主教团的译文为：一群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其实穷苦人家所要求的不外乎在分享物质好处的同时，得以充份利用自己的工作能力，去建造更为公正而人人得享繁荣的一个世界。改善穷人的生活，是全人类道德、文化、经济增长的大好良机。

二九　最后，社会的发展，绝不能单以经济学说来了解，而应出之以更为人性的方式。问题不在于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到达富有国家现时所享有的水准，而在于通过携手工作缔造更为美好的生活。并在于改善每一个人的尊严与创造能力，以及各自因应本身的天资去遵从天主呼召的能力。发展的高峰是善用对天主的探寻和认识，并按照那认识而生活的权利和责任。在专制和权威的统治之下，强权主宰理性的原则可谓达到极致。人受威压，只好接受强加于己身的现实观念，而无法自行以理性、自由意志去推论出自己的一套观念，这点必然要加以推翻。人类良知的权利，只受到自然与启示真理的约束，必然要得到全面的承认。确认这些权利，为所有真正自由的政治秩序的首要基础。重新认定后者这一原则，有下列的理由∶

甲．皆因旧形式之极权主义与权威主义并未完全消失；事实更有复辟的危险。因此需要各国重新努力合作和团结；

乙．皆因发达国家均有过份鼓吹纯粹功利价值的情况，挑衅起即时享乐的需求与倾向，造成难以认取与尊重人生在世真正价值的架构；

丙．皆因某些国家正涌现出新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校按：或译作基要主义），秘密地甚或公开地，拒绝让信奉国内少数教派的人民获得完整的公民及宗教权利，令其无法参予文化进程，限制教会传扬福音的权利，并同时阻拦其人民聆听、接受福音以及皈依基督的权利。试想想∶不尊重人有认识真理及按真理而活的自然与基本权利，又怎会有真正的进步呢？ 运用并发展这权利中，包括发现与自由接受基督──人类真正美善──的权利。

 

第四章 私有财产与物质财富的共通目的

三十　教宗良十三世在其“新事物”通谕中强烈肯定私有产权的自然特性。并提出种种论据去抨击其时的社会主义。这种权利与个人自主及发展息息相关，亦是自古至今教会一直巩卫的权利。与此同时，教会的教导是∶物质财富的拥有权并非一项绝对权利；这权利的限制，正在于其为一种人类权利。

 

教宗一方面宣称私人拥有权利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亦同样清楚表明∶财富的“运用”虽然有其自由，却须从属于受造物本来的共同目的，亦从属于福音书内所表达的基督意愿。教宗良这样写道∶“拥有财富的人应受劝谏……他们应为耶稣基督的警告而战栗……并应就如何使用其拥有物向至高判官交代严谨的账目”；接着引用圣多玛斯亚奎纳的话续说∶“如果有人问∶应如何运用个人拥有的一切？教会则将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人不应视其拥有的物质为其个人所有，反而应视之为众人所共有……”，因为“在人的法律与判决之上另有律法──基督的审判”。

良十三世的各位继承者，曾反覆肯定以下两点∶私有权的需要性和合法性，以及加于私有权的限制。同样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亦有重申以上的传统教理，其词值得我们一再重提∶“故此，当人使用其合法拥有的财富时，不应将财富单看成自己专有的，而应视作公有的，意即这些财富应能惠及他人”；其后继续说∶“所有权给人们提供可以确保其本身及家庭独立自主的保障，故所有权可视作自由的延伸……所有权本质上便带有社会性。这点奠基于财富之公共用途的法律上”。至于我，也曾在第三次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上致词时，以及其后在“工作”及“社会事务的关切”两道通谕中，一再回到上面同一的教理来。

三一　重读上述有关财产权利与物质财富共用目的之教导，把它应用于今时今日，会令大家产生疑问，想知道延续人类生命、满足人类需要、作为人类权利物的物质财富，究竟源于何处。

本来，世间的一切美善皆源于主的大能；祂既造了大地和人，又把大地交给人通过工作去治理，和享受其果实（创一：２８）。天主的大地是给与人维生之用，全人类每一个人都获得一体看待，不偏袒亦不排弃。此即为世间财富的共通目的之基础。大地，由于满布硕果，足以满足人的需要，故此是上主赏赐给人的第一份礼物。只是大地上的种种收成和猎物，人绝不可不劳而获。人，只有通过工作、运用才智、慎用自由，才能成功治理大地，变荒野为家园。于是，人可使一部份大地，即自己以劳力赚取的那部份，归于自己名下，这就是个人财产的起源。显而易见，人亦有责任，不妨碍别人获取其应得的上主所赐礼物；事实上，人与人应衷诚合作，共同治理大地。

历史上，工作与土地这两种因素，均同时并存于每一人类社会之初；惟其相互关系却未必古今一致。曾几何时，大地的天然硕果名实相符，确是财富的首要成因，而工作只不过占从旁协助的地位。到了今天，人类工作的重要性，在创造物质财富与非物质财富两方面均日益提高。人与人之间工作的自然关系，亦日渐明显。较之往昔任何时候，工作是与他人一起工作、为他人工作──即是为别人作一点事。事实上，人亦因为对大地的生产潜质以及工作对象的需要，愈来愈充份了解，于是工作亦变得愈来愈有效率或有收获。

三二　除土地以外，专技知识、科技和手艺亦为另一类拥有物的形式，其重要性不下于土地，尤以目下为然。工业国家的财富，与其说基于天然资源，无宁说是基于知识科技等。

正如刚才所说，人工作是要与他人一起的，大家所共处的“工作团体”亦日益扩阔。当人出产货品，如非供自己所用，则必以自由议价所得的公道价钱供他人购去使用。这种预见他人所需再好好配合各种生产因素去满足需求的能力，正好为现代社会带来另一种财富之源。此外，不少财富均非个别人士所能独力完成的；大家需要通力合作才足以达成共同的目标。组织起这种生产力量、计划所需的生产时间、积极配合要满足的需求、冒应有的风险等等，亦为今日社会中的财富来源。就是这样，既有纪律又具创造性的工作，以及自发能力、创业精神等的重要，均日益明显，更具关键性。

上述的运作过程，对于基督宗教所不断确认的有关人的真理，会有实际的启示作用，故应小心加以欣赏浏览。事实上，除大地以外，人可以运用的资源要首推人自己。比方，人的智能让其发现大地的生产潜质，以及其他种种不同的方式去满足人类的需要；有纪律的工作，配合众人的倾力合作，能够创建范围愈来愈广泛的“工作团体”，并藉此转变人的自然与人造环境。

在运作过程中，要求的美德包括∶勤勉、奋发、冒合理的风险的智慧、诚实可靠的人际关系，及有勇气对业务的全盘运作和应付失利时须作出困难而痛苦的决定。

现代的商业经济亦有其正面之处，其基础为运用于经济领域，如同于其他领域一样的人类自由。事实而言，经济活动亦不过是人类千百种活动之一，与其他活动一般，包括运用自己权利的自由，以及慎于使用自由的义务。不过千万留意古今社会之间，以至近代社会与今日社会之间，有不同的社会趋势──曾几何时，土地便是一切，生产惟之所系；接着是资本，这包括各类生产工具的全面复合体，今时今日，决定一切的变成是人本身∶也就是说他的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互相关连而紧密的组织能力；以至预见他人需要并加以满足的能力。

 

三三　然而，应指出的是这种运作过程亦涉及一些风险与困难。事实有不少人欠缺条件，无法以有效及被人尊重的形式，去参予以工作为主的生产组织；这些人在今日的社会可能为数过半。他们完全无法获得足够的基本知识去表达自己的创造能力、发展本身的潜质。他们亦无由进入社会中的知识与沟通网络，无从令自己的特质受到应有的赞赏与活用。因此，即或他们并非确实遭到剥削，亦起码被推到社会的边缘地带；经济的发展若然未有缩窄他们赖以维生的古老经济领域，亦至少跨越他们的头顶，与他们无涉。他们惯于以传统生产组织去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一旦遇到新的更佳的生产方式，即无力去进行竞争。面对他们力所难及的富足丰饶，自然会使他们受诱不已；再加上日常生活所需的压力，更令他们饱受煎熬。遍布第三世界的这些人，常常失去自己的文化根源，而仅有动荡不安；无所适从的日子在面前，又有何机会去满全自己呢？在他们而言，从无任何真正的方式去确认其尊严；相反，更有人尝试以高压的人口控制手段，把他们自历史中去除，完全不理会人的尊严问题。

为数不少的某些人，虽然未至生活于社会边缘，其生活之中，亦以努力求取生活最低限度所需为要。他们的情况，仍受早期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在“残忍无情”方面，并不下于首期工业革命那段黑暗时期。土地在别些例子内，依然占据着经济过程的中央位置，惟是耕者却没有其田，只能沦于近似奴役的地步。以此言之，“新事物”通谕所论及的毫无人性之剥削，到今天仍然存在。虽然较先进社会有着种种重大的改革，资本主义在人道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因之而生的物质主宰人类现象，绝对没有消失。反之，穷苦人家在缺乏物质财富之余，更欠缺知识与训练，使他们无以从难堪的际遇中自拔。

很不幸，第三世界的绝大部份人，仍旧生活在类似的环境中。不过，以纯然地域观念去理解这个第三世界，是不对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某些地区，早已订定较理想的发展计划，集中运用“人力资源”而非物质资源。

即以近年而言，不少人仍然认为，最贫穷的一些国家要发展的话，便应从世界市场先孤立自己，只依靠自己的资源去谋取经济增长。这样做的国家最后都经历到经济不景与衰退；相反地，成功参与国际经济相关活动的国家都尝到经济发展的甜头。看来，关键在于国际市场取得公平的参与地位──并非基于以往片面的合作原则∶容许这些国家的天然资源受到巧取豪夺；而是基于善用人力资源的互利原则。

不过，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现象，在已开发国家中有时亦不能幸免──生产与消费的组合正不断转变，某些工艺与专业知识因而失去价值，造成不断有重新训练与更新知识的需要。未能与时代并进的人，很容易被排斥于社会的边缘；处境相当的还有老年人和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年轻人，总的来说是所谓“第四世界”中人，最弱而无可自保的一群。此外，还有女性的情况，亦不见得较之为佳。

三四　看来，自由市场经济就个别国家与国际关系而言，似乎是运用资源与满足需求两方面的最有效工具。不过，亦只有对“具融资能力”的需求和“可出售”的资源来说，才是对的；前者指带有购买能力的，而后者指可以获得善价的。可惜，人类不少需求均非市场上所可供应的。而公义与真理又有义务不让人类的基本所需得不到满足，不让得不到满足的人因而丧生。此外，亦有需要帮助这些人获取某门手艺，踏进就业市场，以至进一步使自己的手艺更为高超，使自己的能力资源得到充份利用。即或不考虑财富公平交易的想法，以及相关的公义原则，人之为人亦有从其崇高尊严而来的某些东西，与此“东西”密不可分的是其生存，及同时对人类共同福利作出积极贡献的机会。

“新事物”通谕的某些目标，对于第三世界的环境来说，依然有效；如果人的工作以及人之为人，不要被贬至仅仅一种商品的话，我们便有需要继续努力达致这些目标。其中包括∶为养家而应有的合理薪给、年老或失业应有的社会保障、雇用条件的足够保护等。

三五　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广泛的机会，为公义而委身、努力。这些团体，保护工人的权利、及其作为人的利益，同时扮演一个活跃的文化角色，从而让工人大众能在本国的生活中更全面更体面地参与，又协助他们在自我发展的路上迈进。

这样说来，如果一种经济系统坚持以资本作为绝对的主位、坚持拥有生产工具与土地，并凌驾于人类工作的自由与个人特色之上时，则我们说要向该经济系统进行斗争，亦言之成理。可是，取而代之的却不会是社会主义系统，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而已。我们所选取的是一个自由工作、奋发创业、积极参与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会抗拒市场经济，但将要求市场受到社会与国家的力量去加以洽当管制，从而保证整体社会的基本需求获致满足。

教会承认要衡量一家公司是否管理妥善，其利润是一个合理的指标──公司正在获利，意即生产因素得到妥善运用，相关的人性需求得到满足。然而，盈利能力并非公司状况的唯一指标。尽管公司的财务报告表示一切正常，作为公司最重要资产的人才却可能受到贬抑，尊严受到侵犯。此情此事固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最后，其负面影响亦足以扩散开来损及公司的经济效益。事实而言，商业机构在谋利之余，更是人组成的社群，以各种方法满足各人的基本需求，并携手服务整个社会。利润是公司生命中的调节器，却非唯一的一种；其他人性及道德因素亦须加以考虑；长远言之，其重要性并不低于利润。

我们已清楚见到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被确立为唯一可行的经济架构。形形式式的障碍与垄断需要打破，使不少国家能脱离发展的边缘；需提供各种基本条件予世界各国与全人类，俾他们得以并肩同行，一起发展。要达成目的，整个国际团体都要有计划、负责任地努力合作。较富强的国家，必须向较贫困的国家提供机会，好使他们逐步取得国际生存地位；至于贫国，便应学习掌握这些机会，并要付出所需的努力和牺牲，要保证政治经济的稳定、可靠的前景、工人工艺的改善、培训能干而负责的商界领袖等。

现时，按上述方向所作的正面努力，正受到贫国欠下的大量外债这个未有解决办法的问题所困扰。欠债还钱固然天经地义。可是，明知索还欠款后将导致一国人民面临饥饿与绝望的话，讨还欠债便难以称得上没有错。对欠下债务，如果欠方要作难以忍受的牺牲来偿付，又怎忍心去追讨？在这情况下，理应设法将债项，减轻、延期，甚或取消，以求不损害人的维生与求进的基本权利，正如现时某些债权人所做的那样。

三六　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应转向较先进的国家经济，研究一下出现于其中而与其特性有关的各种问题与威胁。身处发展初期的人，常活于争取生活必需的压力下，所需的既少，大部份又是其身体结构所需。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时至今日，问题显然不仅在于供应足够数量的物质，而更在于这些需求的质量──生产和消费产品的质量、所享受服务的质量、生活环境的整体质量等。

求取质量方面更为讲究的生活，称得上是合理的要求，但大家不要忘记现阶段的历史有着新的责任新的危险。新的需求之出现与确定，常带来人以及其福利的新观念。至于出现的形式，则大有可能影响到观念之适合与否。某一特定的文化，自会通过其生产消费方面的抉择，显露对生命的全盘理解，就在这里浮现消费主义的现象。在寻觅新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法时，应有一幅人的全面的图像。这图像要尊重人生命的每面幅度，把物质和其本能方面的考虑置于其内在及心灵的考虑之下。反过来，如果只挑衅起人的本能，而忽视其作为人的智慧与自由，则会形成消费主义的态度或生活方式。这种态度及方法不但客观上不妥，更有机会损害人生理或心灵上的健康。一个经济系统就本身而言，并无固有的基准，去辨别甚么是满足人性需求的新而高等的形式，甚么是人造的，只会妨碍成熟人格形成的新需求。故此，现今迫切的需要是去提供大量的教育与文化工作去改正上述的现象。其中包括消费者教育，以期负责地慎用其抉择权；培养责任感，对象有生产商和传媒从业人员；同时亦有必要由公共当局去执行必须的干预。

与健康、尊贵相反的人工需求之中，较为突出的有毒品的吸食，其控制十二分困难。社会出现大量的吸毒者是社会系统运作失调的表征；亦是人性需求的唯物理解和具有破坏力的理解。这样一来，自由经济力被错用于一面倒的和与事实不符的结论。毒品、色情书刊，以及其他消费主义产物，都是利用人的薄弱的意志，试图填补心灵的空虚。

希望活得好一点并没有错，错的是名为更佳的生活方式，却事事只求“拥有”而不求“存有”；要求拥有更多而不是更充实的生活；错的是以享受生活作为生命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需要采纳新的生活方式，以追求真、善、美及和别人沟通去同步迈进，作为决定自己的消费抉择、储蓄、投资的标准。以这样看来，从自己的“有余”处去付出，以达成慈善责任并不足够；有时，我们需要从自己的“所需”处付出，来惠及穷人的生活。我要指出的是∶即或投资于此或投资于彼，这类决定亦必然涉及道德文化上的抉择。处于某些经济条件与政治情况的绝对需要下，某些投资决定可提供机会给人好好运用劳力，这种行动取决于人类同情心及对天主的信赖，亦显示出作这决定的人本身的人性质素。

三七　消费主义问题诚然令人担忧，不过伴随消费主义而生并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问题亦同样令人挂心不已。人之贪欲，使人渴望拥有以及享有一切，却忽视了自己的存在与成长，同时以过份及混乱的方式，花费大地的资源、自己的生命。自然环境正受到无理的损毁，此事的根源在于一项人类学的错误；这错误不幸正在广泛蔓延之中。人一旦发现自身能以工作来改变世界甚或创造世界的能力以后，却忘记了这种能力是基于天主原先所赏赐的万有。人以为大地，就好似没有本身的条件、没有上主所订定的目的，能让人任意使用，随意让其意志驱使。人非但没有与上主创造大能合作，更斗胆取代主的位置，结果引发大自然的一场叛变，要求推翻人的暴政。

上述种种都可以发现人视野的贫乏与狭窄，仅受到拥有的渴望而非追求真理的推动，并且欠缺惊叹万物与美善时的那种无求、无私、优美的态度，因而不能从可见的受造物中去发现不可见的造物主。从这样看来，今天的人类必定要醒觉到他们对后代的责任与义务。

三八　不错，自然环境正受到无理的摧残，可是受损害得更为严重的却是人类环境，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对于濒临绝种的生物要保护其生态环境，人类所做的虽然尚未足够，也还正在努力，事关他们理解到每一种生物都对大自然的平衡起着一定的作用；惟是对于真正的“人类生态系统”在道德方面的保护工作，人却做得太少了！要知道天主不但将大地赐给人，好按原先赐予他时的善良目的去加以运用，“人”亦是天主赏赐给人的另一份礼物。故此，人必定要尊重人所赋有的天然与道德的架构。同样地，应要一提现代都市化现象的严重问题；要提到关注人如何生活的都市计划的需要；以及要提及应赋予工作的“社会生态学”。

从天主处，人获得了必要的尊严，以及随之而来的能力，去超越一切社会秩序，转而追寻真与善。不过，人亦受制于人生活其中的社会架构，亦被所接受的教育制度、所处的环境条件的制约。这些因素会有助或有阻其按真理生活。形成人类环境所下的决定，有可能造成罪恶的特定结构，妨碍受压逼的人得到完满地兑现自己。要消灭这种结构并代之以更为真实的社群生活形式，是需要勇气与耐性的艰巨工作。

三九　家庭是“人类生态”中首要的基本结构，即或人亦是从中取得真与善的启蒙观念，习得甚么是爱、如何去爱，并因此获得人之为人的真缔。所谓家庭，这里意指的是自婚姻而来的家庭，丈夫与妻子以其自我送给对方，构成一个安乐窝，俾子女得以在其中出生、发展自己的个性、醒觉到本身的尊严，最后能够准备好自己去面对各自的独特人生历程。可惜的是，人常常不获得鼓励去创造繁殖下一代的适当条件；反过来常遭引导，倾向把本人以及本身的生命看成一连串应该加以享受的激情，而非有待完成的艰巨工作。结果，自由为之失落，人因而拒绝委身去建立稳定的关系并拒绝为世界带来儿童。在他们心目中，儿童正如世界上的万千事物一样，取舍由人；各人大可按自己的喜好，从互相冲突的可能性中加以选择。

今天大家必须回头去视家庭为生命的神圣殿堂。事实，家庭的确是神圣的∶生命是上主的礼物，在家庭中得到郑重的欢迎，并获得妥善的保护，不受世界各种事物的侵害，最后更可以按真正人性的成长条件去发展自己。面对周遭的所谓死亡文化，家庭正好处于生命文化的中心。

诚然可惜的是∶人类的巧智似乎只懂得如何限制、压抑、消灭生命之源，包括广泛散播全球的堕胎等手段，远较保卫、开拓生命契机的努力为多。“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中即曾就有系统的反对生育运动加以谴责；这运动基于人口学的错误观点，“完全妄顾所涉及各方的选择自由”，常常使他们“承受莫大的压力……为使他们屈从于这种新形式的压逼之下”。通过使用崭新科技，上述政策更把以往的行动范围大加扩阔，其效果有如一场“化学武器战”，正在毒杀数以百万计无法自保的人。

上述的批评并非指向某个经济系统，而是针对有关的道德与文化系统。经济事实上不过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其中一环。如果经济遭到绝对化，又如果货品的生产与消费成了社会生命的中心、社会的唯一价值，不受其他价值所操控；则其理由不在于经济系统本身，而在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因忽视道德与宗教，而遭到削弱，变成仅限于货品服务的生产者而矣。

综上所述，现应在此再次一提∶经济自由，只不过是人类自由的因素之一。一旦经济自由失控，本来仅为生存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的人，将沦为货品之生产者、消费者而无他。经济自由亦自主独立，并不顾及与人之必要关系，于是一味疏离人、压逼人。

四十　单凭市场之力，是无法维护诸如自然与人类环境等公共福利的；国家责有攸归，理应出力巩卫与保存之。正如原始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有责任保护工人之基本权利一样，今日之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以及全社会均有责任保护种种集体福利。事关这些福利加上其他事物，将成为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合理目标时之必要框架。

在此我们发现市场一些新的局限，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是无法满足所有集体福利或质素需求的；某些重要的人性需求，根本超出市场的逻辑范围；而有些人类福利依其本质言之，既不能亦不该加以买卖。当然，市场机制自有其可靠的优点∶自由市场有助妥善运用资源、推广货品交换流通；尤有甚者，极之着重人的欲求与偏好，并透过合同，满足别一个人的欲求与偏好。惟是，这些机制难免有“崇拜”市场的危险，并忽视了本质上不应亦不可能是商品的其他福利。

四一　马克思主义抨击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社会，把人的存在商业化、疏离化。这种指责的基础，当然是对疏离现象不尽不实的观念，完全从生产与拥有权的关系上推论出来，赋与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拒绝承认市场在本身的范围内应有的合理与正面价值。马克思主义因而下结论称∶只有在集体社会内疏离现象才有望消灭。然而，社会主义的可悲历史显示∶集体主义非但没有去除疏离现象，反而令之更为加深，并且造成基本必需品的短缺，经济运作的毫无效率。

反过来看西方国家本身的历史经验，尽管马克思主义对疏离现象的分析与其基础容或不对，疏离现象以及生命之丧失真实意义两者，均为西方社会之确凿事实。要之，皆拜消费主义所赐──人既身陷虚假与表面的满足感的罗网中，自无法再以真实而具体的形式去体验自己作为人的本质。此外，疏离现象亦见于工作中。工作的组织是为谋取最大的盈利与得益，从没有考虑到工人通过工作，在其为人方面是在成长抑或萎缩──前者自然是在一个真正互相支持的社群中增加其参与分享，后者自然是处身在满布毁灭性竞争与疏远的关系罗网中增强其隔离孤立。在这工作环境中，人沦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认识到疏离现象中，手段与目的如何本末倒置，我们便应回到以基督徒眼光去看现实。当人未能从自己和别人身上看到人之为人应有的价值与尊荣时，即无形中令自己无由从本身的人性中获益，更无法与其他人等按天主的意旨建立团结与共享的关系。事实上，人只有白白地献出自我，才能真正找到他自己。此事之成为可能，皆因人本有“自我超越之能力”。人不能为全然人造的现实图则，或抽象的理想，又或虚幻的乌托邦去付出自己。惟是作为一个人，他能为一个或多个其他人，付出自己；最终是为创造他的天主付出自己，因为惟有天主才能接受此礼品。一个人要是拒绝超越自己，拒绝付出自己，拒绝生活于面向天主这最终目的之真实人类社群中时，自然会遭到疏离。一个社会要是其社会组织形式、生产和消费的形式，都妨碍人去付出自己，及与人构成团结关系，则是一个疏离的社会。

剥削工人的情况，起码那些经由马克思所分析和描述过的情况，已为西方社会所克服。可是，疏离现象却不同，并未能予以克服。事关疏离现象存在于太多不同的剥削情况中；只要人还在利用别人，还是忽略别人的主要需求，反而以精巧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次要需求，则疏离亦必继续存在。一个如果只懂得拥有和享乐，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本能与激情，或者无法导向其遵从真理的话，他绝称不上自由。要知道服膺真理，尤其是天主的真理及人的真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这能令人主宰自己的需要和欲求，并慎选方法，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去加以满足，从而使物件的拥有亦能有助于人的成长。这些成长容或受到大众传媒的阻碍；经过操纵的传媒手段，能以巧妙配合的重覆灌输，塑造出潮流与趋势。其间，所谓潮流与趋势，实无从批判其思想根基。

四二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在共产主义失败后，我们可否宣称资本主义确已获胜，并理应成为希望重建自己经济社会的国家所向往的目标？对于第三世界那些在探寻真正经济社会进步之途的国家，我们又可否提出资本主义来，以作为他们的理想模式？

答案殊非简单。如果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经济系统，而这系统承认公司、市场与私有财产、承认因拥有生产工具而来的责任、承认人在经济方面中的自由创作能力，都有其正面的基本职份，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若称之为“商业经济”、“市场经济”，或者直接地称为“自由经济”，会更为洽当。可是，如果所讲的“资本主义”，指的是∶没有强而有力的司法架构加以规限的经济系统，因此没有法律将之置于服务人类整体自由之境，亦因此没有视之为以道德及宗教作为其核心的片面自由，则答案自然应属否定。

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解决办法经已失败，可是贫穷边缘的生活以及剥削情况的现实依旧存在于世界上，尤其是第三世界；至于人性疏离的事实，亦同样一如往昔存在于世，特别是先进国家之中。教会为着应付这些现象，不能不大声疾呼。要知道广大的群众仍然生活于物质匮乏的真正贫穷之中。很多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倒台固然除去一些障碍，俾便于更为恰当、更为现实地去面对种种问题，却并未足够带来解决之道。事实有这样的危险∶极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会到处泛滥，拒绝考虑上述的问题，并先天假设企图解决这些问题都注定要失败，并盲目相信发展市场力量是唯一治理良方。

四三　教会并没有模式可以提供；现实可行而真正有效的模式，只能够从不同的历史情况架构中浮现，并经过社会大众努力尽责地面对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相互牵连的问题而后得出。针对这份艰巨的工作，教会特地提供本身的社会训导，给予大家作为不可或缺的理想方向。如前所述，这份训导一方面承认市场与企业的正面价值，一方面亦指出它们需要被引导向全民的公共福利，对于工人为求使本身的尊严得到全面尊重，并求在工业企业中取得更广泛的参与权，所作的努力，教会十分认同其合法性。事实上，更大的参与能令工人，在互相合作与受到指导下，透过自己的智能与自由，达致某种程度的“为自己而工作”。

人透过工作要达到的整体发展，并不会阻碍而只会推动工作本身的更高生产力和效率，虽然这种发展有可能削弱固有的权力结构。任何一间公司都不能把自己当作单单为一个“资本财富的社会”，而应视之为“人的社会”；在这社会，参与的人各有所用，各尽其责，部份会提供所需的资本去维持公司的活动，部份会以其劳力去执行这些活动。为要达成上述的目标，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受到广泛参与的工人运动，目的为全人的解放与推动。

我们曾经比照着今日的种种“新事物”，去重读个人私有财产，与物质财富共用律法之间的关系一节。我们看到∶人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自由才足以满全自己。在这样做时，他大可以利用世间的事物作为对象与工具，并使它变为己有。此举便构成了个人创业权与拥有权等之基础。通过工作，人可为自己的缘故，并同时为他人之故与他人共同共作（校按：应是合作），并献出自己。每一个人都既参与他人之工作，亦有利于他人。人之工作，乃是要为自己的家庭、团体、国家，并最终言之，为全人类提供所需。而且，他因着与自己同事、与其供应商等的合作，以及消费者之使用其货品，连结成合作关系，进而扩展成一整条团结之链。生产工具的拥有权，无论属于工业、农业，只要有实际效用，都是公正而合法的。然而一旦没有好好利用，或者只用来阻碍他人之工作，以便在整体工作或社会财富增长之外去谋利，并用作排斥别人、剥削他人、投机取巧、破坏团结等结果时，生产工具的拥有权将一转而为非法的。这样的拥有权并无法理支持，在天主与人的眼中，皆为弊薮。

人人有义务以劳力博取所需，假定人人确有工作的权利。若果有系统地取消这项权利，或其经济政策不容许有合乎理想的就业水平，这种社会从道德观点看并不合理，亦不易取得社会安宁。正如人只能在自我无偿的付出中完全实现自己一样，拥有权在道德上的存在理由在于，按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为所有人创造工作机会与成长条件。

第五章 国家与文化

四四　教宗良十三世明白，为要保持人所不可或缺的灵性与现世活动，能正常发展，便有需要先订定一套正确的国家理论。因此，“新事物”通谕特辟一段，数陈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之分立；为当时的教会训导中是一项崭新的观点。通谕中三权排列的次序正好反映出人之社会本性的现实一面∶渴求立法功能可以保护众人的自由。为达到此目的，三权均应受到互相约束，由各自的责任范围去规限其他权力。这也就是所谓“法治”原则，标榜法律的无上权威，而非个人的意愿。

迨至近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形式的极权主义，对上述概念提出反对，并坚持说∶某等人由于种种原因，不会出错，故能僭取绝对权力供己之用。至于所谓原因，计有∶其人对社会发展之规律有深厚的认识，身为某一特定阶级之成员，与集体意识的深层渊源有所接触等等。要一提的是∶极权主义的勃兴，正源自对客观真理之否认。超越一切的真理，能成全人自己整体的身份，若然失去这真理，自亦再难保证人与人之间有公正的关系。人因所属的阶级、群体、国家，而引发自私自利，势将无可避免地导致人人为之互相争斗。如果人拒绝承认超越一切的真理之存在，强权便会取而代之；结果每一个人都会罔顾别人的权利，尽量利用本身拥有的一切手段，去达成自己的利益或意见。人若还剩下几分值得尊重的地方，亦仅限于所可能供私利继续剥削的部份。现代极权主义，乃根源于人的超越一切的尊严遭到否定。然而，人作为无形像的天主之可见肖象，即就其本质言之，其所拥有的权利，理应不受个人、群体、阶级、国家与政府的侵犯。即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亦不能侵害个别少数份子的权利，不能将之隔离、压逼、剥削，或试图加以灭绝。

四五　此外，极权主义的文化与实践亦会拒绝接纳教会。宣称自己能引领历史走向真正美善的国家或党派，既将自己置于一切价值之上，自然不能忍受一个客观善恶准则的存在；因为不受当权者意志操控的这个准则，大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用作判断当权者的一举一动。此亦足以解释极权主义何以有消灭教会的企图，至少亦会逼使教会屈从于己，以求使教会成为他们意识形态机器的工具之一。

更甚者，极权主义政府有倾向去吸纳国家、社会、家庭、宗教、个人本身等等，以集于其一身。教会在保护本身的自由时，事实亦正在保护“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 （宗五：２９） 的人类，以及保护各自享有自主与主权的家庭、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以至国家。

四六　民主政制，由于能够保证人民得以参与政治抉择过程，及保证被统治的民众有机会选出向他们负责的统治者，并得在适当时以和平手段更换他们，故此获得教会相当高的评价。同样地，教会亦无法苟同于那些细小圈子的统治集团，他们篡夺国家的权力，以谋取个人私利，或者为实现某种意识形态。

至于真正的民主，只能向以人的正确观念为基础的法治政府中去求取。当中需要一些必须的条件去推进个人及社会的“主位性”；前者乃通过真正理想的教育和培养，而后者则通过参与式，和分担责任式的结构的建立。时下一般人，倾向把不可知论与怀疑相对论，作为哲学以及基本态度并称之为相应于政治生命的民主形式。那些深信自己掌握住真理而固执的人，常被视为就民主角度而言殊不可靠，因为他们不接受真理应由大多数人所决定并按不同政治趋向而改变的原则。该小心看清楚的是，如果没有终极真理去引导与指引政治活动，则思想和信念将易于为权力的理由，而受到操纵。正如历史所宣示那样，没有价值观的民主政治，终将流为极权主义，分别只在于公然为之或是遮遮掩掩吧了。

无论用的是科学抑或宗教的意识形态，对于那些以之为名，宣称自己有权藉此把本身的是非观念强加于人身上的思想，如狂热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危险，教会都绝不会视而不见。至于基督的真理则并不如是。由于基督信仰并非一种主义，故此不会以假定去规限不断改变中的政治社会政治现实，将其置于一成不变的图则中；反之，只有承认历史中所实现的人，是有着多元化而不完美的种种条件所制约。再者，不断重申人拥有超越一切的尊严的教会，其使用的方法为尊重自由。

可是自由要达致全面的发展，必先接受真理。没有真理的世界中，自由必失却基础，而人则必定暴露于激情，以及或明或暗的操纵舞弊之中。基督徒按照其召叫去传扬福音的本质，理应设法去维护自由，为其服务，并不断与别人分享自己所认识的真理 （若八：３１─３２） 。作为基督徒的他，在留心生活经验和个人、国家文化中一点一滴的真理之余，他亦绝不会放弃与人交谈、分享从其信念和理性的正确使用所获致的理解。

四七　随着共产极权主义的衰落，以至不少其他极权和“国家安全”政体之受到推翻，我们今天亲眼目睹民主理想，在不无反对之下已取得主导地位，并且人权方面亦有相当热切的关怀和留意。原因无他，那些正在改造自己政经系统的人，亟需通过明白承认种种人权，好为民主政制提供一个真实而坚固的基础。在最为重要的这些权利中，必要一提的有生命权利，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出生权利，即是说幼儿在母亲子宫内从受孕到出生的发展权利；其次为生长于团结的家庭、道德的环境中的权利，以便孩童的人格得以健康成长；再次为心智与自由发展以寻求并认识真理的权利；又次为妥善运用大地资源以工作的权利，并从工作中获得养妻活儿之所需。最后，还有自由组成家庭，以负责任地运用自己的性本能去养育子女的权利。从某种意义来说，上述权利的来源与成因均为宗教的自由；所谓宗教自由，这里理解成活在本身信仰的真理之中，并与自己作为人的超越性的尊严一致。

即或在拥有民主形式政府的国家之中，上述权利亦不一定常常悉数获得尊重。我们在此所指的并非仅限于各地的堕胎丑闻，而是民主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从外表看来，民主社会似乎会不时失去其决断能力，未能为大家争取应有的福利。社会上的一些需求，并没有按照公义与道德的准则去加以审核，反而以推动的团体所拥有的选票或财源来加以衡量。长此以往，这些不正当的政治行为会构成社会的信心尽失和冷漠无情，并继而使人民感到遭人欺骗和失却理想，令到政治参与大减、公益精神受损。结果，大家都感觉难以掌握一个有条理的公共福利思想架构，以便持之以衡量其他利益。其实公共福利，绝非各种单项利益的总和，而是遵从一个均衡的价值基准去评估和综合上述利益，最后并要求对人的尊严和权利有着正确的了解。

教会既然尊重民主秩序的合法自律能力，自不会对这个或那个机构或宪法加以评头品足。教会如果对政治秩序有甚么贡献的话，乃在于她对人尊严的看法，这尊严在耶稣基督的奥迹中揭示得最为全面。

四八　上面的一般观察所得，大可推而广之，应用于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角色上。要知道经济活动，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活动，绝不能在制度、司法、政治方面的真空状态中进行。正好相反，未进行该等活动之先，即要保证有个人自由、私人财产，以至稳定的货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等。故而国家的首要职志，在于保证上述的安定情况，从而使工作者及生产者能乐享劳动的成果，并受到进一步鼓励去进行有效而诚恳的工作。否则，如果社会并不稳定、官吏贪污不法，或者非法活动和投机倒把日甚一日，形成不义之财与博彩之风遍布；那时，社会发展与经济秩序自然会受到严重妨害。

此外，国家另有职责去监视督导经济方面人权的执行情况；不过，这方面的主要责任，将落在个别人士，以及组成社会的各种团体与协会身上。国家除非直接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又限制个人的自发精神，否则将绝对无法保证其市民，人人有工作权利。这并不表示国家在这方面无权过问，正如反对政府对经济作任何管治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其实，国家是责有攸归，理应创造合适的条件去推动商业、保证就业；理应刺激那些有所欠缺的经济活动并在需要时加以扶持。

再者，某些垄断集团的行为，一旦构成发展的延误与障碍，即应受到国家的干预。除此发展之调和与引导工作外，国家在遇到社会或商业过弱、或不足以应付当前任务时，可暂时取代其功能。惟此举仅适用于大众福利出现紧急问题时之情况，为时并应尽可能短暂，以免社会或商业系统丧失部份所属的功能，并从而避免国家过份扩张其干预范围，有损经济与公民自由。

上述干预的范围，在近年有大为扩张之势，并形成“福利国家”之体制；其本意乃改变贬损人性之贫困与剥削，以求好好满足多种需要及要求。可是近年所出现的过份滥用情况，招致不少的批评，并讥之为“社会援助国家”。这些国家内部功能的失调与失误，是错误理解国家应有的职责所致。究其实，应要尊重所谓“扶助原则”∶居于上的社群不应事事干涉居于下的社群，而应在需要时加以援手，调剂活动以配合社会的整体活动；其间应无时或忘公共福利之所在，并切勿剥夺在下的社群之功能。

在社会援助国家中，直接干预社会、剥夺其应有功能的后果是∶人性动力一面大减、公家机构一面猛增。而且各个公共机构都以官僚思想办事，未能关怀事主等，并在公共开支上带来沉重负担。事实看来，有需要者的需求，只有接近他们的人肯担当守望相助的邻舍职份，才有望获得解决。再者，不少需求都非物质所能满足，应深入接触其内心需要才是。试想诸如难民、新移民、老年人、病患者，以至吸毒者等一切急须援手的人∶要有效地帮助他们，除所需的关怀外，更有必要提供真挚的兄弟之情。

四九　教会一向忠于自己从基督所领受的使命，故常处于有需要的人当中，积极帮助他们；所提供的物质支援非但不会令他们感到受辱，更通过人性尊严之应有尊重而使他们脱离险境。万二分感谢主，使教会从未停止过积极行善，事实上只有多方面增加，情况令人满意。这方面应特别一提教会所赞赏并极力提倡的义务工作，并呼吁所有人加入其行列，支持此事业。

为克服今日流行的个人主义心态，需要大家重申矢志，团结一致，共赴慈善事业，并首先由各人的家庭做起；夫妻互相支持、老幼互相关心。能做到如此，则家庭亦称得上团结工作的一个社群了。然而，却有可能出现家庭愿意服从其召叫，而国家却绝无支援的情况。故此，我们不仅急需推动家庭政策，还该注意他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政策，提供足够的资源与有效的支援，使家庭得以抚育子女、照顾老人，避免后者与家庭的距离日增，而更应努力加强其关系。

除家庭外，尚有其他中介社群，正起着基本的功能，为特定的团结工作网络带来生机。这些社群，正不断发展，成为人的真正社会组合，并加强了社会的连结力，使其不致成为今天常见的既欠缺姓名又无人情味的群众。人本应生活于多个层次的相互关系中间，而社会亦应更为“人性化”。可惜今天的个别人士，常厕身（校按：应为置身）于国家和市场这两极之间，几近窒息而死。有些时候看来，个人的存在只在于身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又或是国家管治下的个体。人已忘却在社会中的生命的本来面目，而误把市场与国家当作其最终目的。究其实，生命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国家与市场亦要为其服务。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渴求真理并能努力按真理而活的存在体，透过与老少多代的对话而加深对己的了解。

五十　人所获得的真理，代代都曾加以更新，不过真理的公开搜寻过程，却为有关各国的文化披上各自的特色。事实上，价值观念方面的传统，代代都会受到年青一辈的挑战。他们的挑战并非表示一定损害或拒绝这些价值，而是在新一代的有生之年再一次加以验证，透过这样的存在验证，可使真理更为真实、中肯、个人化，并可从传统虚假错误的元素，或早应更替的落伍元素中分辨出正确有效的部份来。

据此而论，应记着传扬福音的工作，亦同样在各国的文化中占有相当的角色，并支持文化继续迈向真理，有助其净化与更形充实。然而，当一种文化转向内视，拒绝就人之真理进行交换辩论，试图令早已落伍的生活方式得以永久保存下去时，即一变而成为荒芜不育并步向腐朽衰败。

五一　世人的一切活动，都无非在某种文化内进行，并与该种文化互有交往。文化若要充份形成，便需要全人的参与，运用他所有的创造能力、智慧、识见，以及他待人处事的知识；更进一步者，亦需要他显示本身在自我控制、个人牺牲、团结一致、踊跃乐助大众福利等方面的能力。故此，首要而最为关键的工作是要在人心中妥为完成。一个人为自己创造未来而出力之多寡，全视乎他认识自己、明白本身命运等有多深而定。教会对真正文化所作的决定性独特贡献，亦见于此。人的行为中凡有益于真正的和平文化的，亦必为教会所乐于推广；若只是增加人在群众中的失落感，忽视人有自发能力与自由权利，并将人的重要置于冲突与战争之道中的，均必遭到教会的反对。在这方面教会服务人类社会者有两端∶一、宣讲开天辟地的真理──天主把大地置于人手中，让人以工作改造之，以便其更为丰收、更为完美；二、宣讲救赎的真理──天主子藉此拯救全人类，使之互相为别人负上责任。比如圣经上不断向我们述及大家所应有的积极决志，去服务我们的近人；又要求我们对全人类抱有分担的责任。

这份责任并非仅限于对一个人的家庭、国家、政府，而应推而广之，以及于全人类；事关世上无人能自绝于全人类的大家庭以外──没有人能自称对其兄弟姊妹的福利全无责任 （创四：９；路十：２９─３７；玛廿五：３１─４６） 。由于通讯方式日新月异，令人与人间距离似乎日近一日，故此在别人有所需要时加以援手和照顾亦似比往日为易，这点在寻求方法去解纷息争方面，尤其重要。不难看到因为毁灭性战争手段散播全球，连中小型国家亦有掌握，加上全世界人口间更为密切关系的缘故，要限制冲突的后果已大不如昔日般容易，甚且有全不可能的情况出现。

五二　教宗本笃十五世及其继承者也曾清楚见到此中危险。至于我，在近日的波斯湾战争期间，即多次疾呼∶“绝不要再打仗”。真的，绝不要再次打仗；战争只会令无辜的人丧命，教疏人去杀害别人的性命，即或在战争中进行杀戮的人，其生命亦经历巨变，更在战后遗下太多的仇恨与怨怼，无法为战争的成因找出公正的解决办法。今时今日，个别国家内 ，原有的冤冤相报与私下浴血拼斗，已渐为法治制度所取代；既然如此，国际社会之间亦早应踏上相似的路，以求进步。再者，我们应紧记，战争的根源是真切的怨恨，包括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合法的大志受挫于人、贫乏、无数濒临绝境的人仍然被人剥削。他们深知不能用和平方法去改善命运，便惟有挺而走险，冒死一试。

因此，和平与经济发展，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人类全体既有避免战争发生之责，自然亦有推动经济发展之责。个别社会既有可能组织起牢固的经济系统去指挥市场追求全人福利，则自有同样的需要在国际层面去进行足够的干预。要做到这点，大家须更努力促进相互了解与认识，以及增进对良知的敏感程度。这是我们所乐见乐闻的文化，将会助长大家对穷人的人性潜质更增信心，并因此令他们通过工作而改善自已的情况，从而为经济繁荣作出正面的贡献。但要达成此事，必须先为贫穷的个人或国家提供实际可行的机会。此举需要全球各国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其中将涉及先进各国，要求他们牺牲一向所拥有的丰厚收入与深厚权力。

既存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因而大加改动，以限制环境方面与人为方面浪费资源，并从而令全世界每一个人，每个民族都能分享足够的资源。此外，现时生存于国际社会贫困边缘的人，其工作与文化的成果亦应好好加以利用，才能使国际大家庭，在人性方面有整体的改进。

第六章 人是教会的道路

五三　面对工人阶级的贫困，教宗良十三世这样写道∶“谈到这个题目，我们实颇具自信，且是在行使我们固有的权力。……我们不能一言不发的放弃我们应尽的责任。”过去百年来，教会一方面留意社会问题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屡次把她的思想宣之于众。这样做的目的既非要恢复教会的过往特权，亦非要把本身的看法强加于众。她的唯一目的，无非关怀基督托付给她的人及负上责任∶梵二大公会议这样说道∶唯有人是天主为其本身的美善而喜爱的受造物，并为天主计划中得以分享永恒救恩者。在此，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抽象”的人，而是真实、“具体”、“有其历史”的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每一个人，因为天主把每一个人包括于融合基督与人的救赎奥迹中。既然如此，可知教会绝不会轻易舍弃人，而且“人是教会要满全自己的使命时所行的唯一路由，并经由基督自己所带引，不可避免地途经道成肉身与救赎的奥迹”。

这点，亦唯有这点，才是教会社会训导的灵感所在。教会全部的丰富训导正集中于人；他在具体现实中既满身罪孽又满怀义德；因此，教会即从百年前那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开始，逐步以系统的方式，发展出一套社会训导来。

五四　今天，鉴于人在现社会涉及极为复杂的关系网，故教会的社会训导同样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有关人的各种科学与哲学探索，都有助解释人在社会的主位，并使其更了解到作为“社会人”的自己。然而，人的真正身份是通过信德向其揭示的，而教会的社会训导亦正由信德开始。教会的社会训导汲取科学与哲学的贡献，并助人走上救恩之途。

“新事物”通谕本身，可以当作十九世纪末的一份有用的社会经济分析来研读；但其独特的价值在于这文献是教会的训导亦与其他这类文献一起是教会传扬福音使命的一部份。故此，教会的社会训导本身实属福传工作的有效工具。它向普世人类宣扬天主与其救恩奥迹，又因此向人揭示其本来面目。唯有这样去理解，才能将之与以下种种连成一气，包括∶个人的人权，尤其是工人的人权、家庭与教育、国家的义务、国内以至国际社会的秩序、经济生活、文化、战争与和平、还有，尊重由受孕成人以至离开人世期间的整个生命。

五五　教会由上天启示，接受“人的意义”。教宗保禄六世曾这样说∶“要认识人，真实而完整的人，必先认识天主。”他又接着引述圣女加大利纳的祷文，以表达同样的观念∶“啊！永恒的天主，从你的本性，我将认识自己的本性。”

因此基督化的人类学应为神学的一科；故此关怀人、对人及人在世上的行事方法有兴趣的教会社会训导，亦理应“属于神学的范畴，尤其属于伦理神学的范畴”。神学上的考虑幅度，对解释以至解决目下人类社会的问题，均十分需要。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之下，无神论方案剥夺人的基本幅度──即精神；纵容主义与消费主义方案藉着种种假设，意图说服人无需遵从任何法律，亦无须听从天主本身的说话，从而被困于自己的自私自利之中，终将害人害己；这两种方案都是何等虚假。

每当教会向人宣扬天主的救恩时，每次都通过圣事向人提供天主的生命并加以传播；又每逢她经由爱天主、爱近人的诫命去指导人类的生命方向之时，她即充实了人的尊严。正如教会无论如何绝不会放弃她为人而负起的宗教与超性使命一样，她亦十分明白自己的活动在当今之世遇到不少困难与障碍。正因如此，教会在传扬福音，以推动全人类进展的工作上，持续以层出不穷的方法去努力，不断贡献自己。尽管二千年的历史快要过去，教会即将踏上第三个千年期，她仍继续作为“人的超性象征与保障”，不改其初志。“新事物”通谕即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明证。

五六　藉着这次纪念“新事物”通谕面世的百周年，我愿在此感谢所有为该通谕献出心力的人；他们的反覆研读、解释说明，令到通谕得以推广普及。为达此目的，各地教会的合作是不可少的。惟愿纪念活动能为研究、传播，以至在各种情况下应用该通谕的人，带来新的热诚。

我尤其希望以上的训导，能为社会主义崩溃以后的国家所知悉并使用，这些国家的重建工作正经历着全无方向的混乱。至于西方国家，却有危险误以为这是自己经济系统的一面倒胜利，并因此忽略继续努力改善其系统的需要。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不足的悲剧，依然存在，且有日甚一日的趋势。

就劳工问题规划出一些原则与指引后，教宗良十三世继续作出以下一针见血的声言∶“对于份所应为之事，每个人都应马上着手进行，稍一迟疑，横行无忌的罪恶便有可能已到达无可救药之境”，并说∶“至于教会，更不会吝于通力合作。”

五七　福音书的社会讯息，就教会而言，绝不能仅视之为理论；而应用作行动的基础与动力。某些最早期的基督徒，即曾从讯息中获得灵感，把自己的所有与一众穷人分享，并证明无论身属何种社会阶层的人，都能与其他人共居而安享和平。藉着福音之力，十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看到耕作土地的僧侣（校按：指隐修士），创建医院、为穷人谋栖身之所的男女修会会士，以及为有需要的和社会边缘的人出力的团体，以至社会各阶层的个别男女──全部服膺基督当年的说话∶“凡你们对我这些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廿五：40）他们都不会以为这是假意虔敬的愿望，而会持之作为委身的实在承诺。

今日，教会十分了解，她的社会教导要获得别人信任，比往日需要更多的行动证明，而非单凭教会内的推论与原则。基于这种了解，教会选择与贫苦者站在一起，但仍不排斥或歧视其他阶层。此举不限于物质方面。众所周知，贫穷有各种形式，尤以现代社会为甚。除经济上的贫穷外，尚有文化上、精神上的贫穷。教会传统上及本质上爱护穷人，这种爱心促使她正视这个愈来愈被贫乏威胁的世界。虽然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有了进步。可是，在西方国家里，生活在社会边沿的人、老年人、患病者，和大量难民及移民都逐渐为贫乏所困。另一方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悲剧程度的危机重重出现，倘无国际性和协调性的步骤去及时挽救，后果就不堪设想。

五八　爱护别人，尤其是爱护穷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基督自己──要在倡行公义中才显得具体化。除非我们把穷人看作是一个让我们去施行仁爱，和获得更大财富的机会，而不是一个可厌人物和负累，公义就永远难以完全达致。明乎此，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因救助别人而引起的危险和转变。助贫并非仅是分施所余，且要帮助一切正被拒于经济发展范围之外的人。因此，仅拿剩余物资去济贫是不够的，我们更需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产品类型、消费方式和管理社会的权力结构。向来有用的社会组织工具当然无需消除，但还要导使它趋向关乎全人类的公共福利。今天我们面对的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不应轻易置诸不理，事关能够为我们创造殊不寻常的机会，更进一步繁荣。然而，近日的舆论却日益认为经济的国际化应是有效的国际机构，以便按公共福利去监视及指导经济活动。这一点是任何个别国家，即或全球最为强大的一国，亦无法做得到的。强国之间，需要加强协调；并在国际机构内保障全人类的利益均等。此外，还需要在评估所作决定的后果时，多考虑在国际市场全无份量，但却深为严酷而令人绝望的需求所苦的民族或国家，他们的发展全赖大家予以支持。这方面仍有待大家的努力。

五九　故此，为求满全公义的需求，以及其中的努力得以成功，我们需要从天主处获得圣宠的恩赐。圣宠，加上人之自由，即构成了天主在历史上奥妙的临在，亦即上主的安排。追随基督令人为之更新这事实，需要传给处于困难、苦难、问题与挑战中的其他人，好使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获得意义，在信德下显得更为合于人道。信德不止于助人解决问题；更能使人身受的一切苦难稍觉可以支持下去，不至于令人失落、忘记自己的尊严与召叫。

此外，教会的社会训导有其跨越不同学科的重要幅度。为着使人的唯一真理能够广泛用于不断改变中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该训导亦有与关于人性的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并吸收它们之所长，帮助它们扩阔视野，以求服务个别的人；这些人要从本身的召叫得到全面的承认与爱护。

还有与上面多元幅度相类似而值得一提的是教会训导的实践与经验幅度；见于基督徒生活和良知与现实世界相接的十字路口间。要知道，教会的社会训导，只能够从个人、家庭、涉及文化、社会生活的人，以及政客的种种努力中间，显现出来，亦由他们赋予具体的形式和历史上的应用。

 

六十　就劳工问题提出解决原则时，教宗良十三世这样写道∶“这十分严肃的课题，亟需其他人的关注与努力。”他深信工业社会所衍生的严重问题，只有通过各方的合作，才有解决之望。这点亦随之成为教会的社会训导的永久部份，而若望廿三世的和平通谕亦因此以“一切善心人士”为对象。

然而，教宗良也只好遗憾地承认，他那时代的意识形态，尤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为然，都拒绝参与这样的合作。其后，世事转变得很快，尤以近年为甚。今日的世界日渐认识到∶重要的国家与国际问题要获得解决之道，并不单涉及经济生产、司法、社会组织等等，而是同样关乎特定的道德、宗教价值，再加上在心态、行为、架构上的各种转变。教会强烈感到对此有责任作出贡献，而我，在“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内，亦抱有相当的希望，愿世界上不信奉任何宗教的人士，亦能有所贡献，为社会问题，提供所需的道德基础。

在同一道通谕内，我也曾向各个基督教会甚至其他世界宗教呼吁，邀请他们一同为神所创造的人性尊严，这共同信念而作出一致的见证。事实上，我深深相信，无论目前抑或未来，各个宗教都会在巩卫和平，建立配得上人的社会，这些工作上，占有显著的位置。

事实上，公开对话、坦诚合作，包括世界各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个人或团体等的一切善心人士，都是极其重要的。

六一　在工业社会的初期，由于“一副并不比奴隶制度好多少的桎梏”，导致我的前人要出言为人辩护。百年来，教会一直忠于这份职务。事实上，在第一次大战后，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动荡时期，教会即曾站出来干预，保护人免遭经济剥削及免受极权政制的暴虐。二次大战后，她又以人性尊严作为自己讯息的重心，坚持物质财富乃为众人之用，至于社会秩序则不应有重重压逼而应基于团结合作的精神。教会亦曾反覆言及人与社会，除了需要物质财富外，还有精神与宗教方面的价值。进而，当她更了解到世上大部份人口并非生活于像西方的富裕社会内，而是身处开发中国家，肩负着“一副并不比奴隶制度好多少的桎梏”般地生活时，教会就更感到有义务，绝对清晰而坦率地谴责这现象。尽管她知道此举不会赢得人人的赞许。

“新事物”通谕印行面世百年后，教会发现自己依然面对着“新事物”、新挑战。故此，百周年纪念应首先获得善心人士的投身参与及迎接挑战，这点尤以信众为甚。

六二　这道通谕回顾过去，但更重要的是瞻望将来。跟“新事物”通谕相同∶此通谕亦几近于新世纪来临前发出，并企图藉主佑助，为世纪交替的那一刻作好准备。

任何一个年代，“事物的新颖”这一永恒事实，皆出自天主的无限大能，祂说道∶“看，我已更新了一切。”（默廿一：5）天主的话语所谈及的是∶当基督“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哥前十五：24-28）时，这历史便已满全。可是，基督徒亦充份了解，我们大家所期待中的更新，我主二次来临时的全然更新，早在开天辟地时经已存在，或者从一特别意义来说，自天主在耶稣基督内成为人，在基督内带来“新受造物”（哥后五：17；迦六：15）后，即已存在。

在本通谕的结尾，我愿再次感谢全能天主，赋予祂的教会有智慧和力量，伴随人在现世的道路上走向永恒的命运。教会在第三个千年期中会同样忠于使命，以人之道路为自己的路途，并且不忘自己是与我主基督同行。基督首先以人的道路为自己的道路；即使人不自觉，祂仍指引着人。

玛利亚，救世者的母亲，在基督迈向人类大家庭及在这旅程当中，一直伴随左右，并走在教会之前踏上信德的朝圣旅途。祈望她作为母亲的代祷，随我们踏进下一个千年期，保守我们忠于我主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希十三：8），藉祂的圣名，我有幸能向全人类致以祝福。

一九九一年，就职后第十三年，五月一日，大圣若瑟模范工人瞻礼日，发于罗马圣伯多禄大殿。

若望保禄二世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百年》通谕，周子坚译，香港：“示”编辑委员会，一九九一年。 准印：香港教区主教．胡振中枢机
余伟华校对整理（电子版），二零零三年六月。